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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的解脱》、《中庸者的悲伤》、《和平的憧憬》、《思想恐慌时期》等。
在他这两次演出的舞蹈中，形式新颖而不拘一格，内容严肃而富于力度，大
都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表现了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憎
恨。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战火轰轰
烈烈地在全中国燃起，吴晓邦立即投入到这场神圣的抗战斗争之中。他怀着
一腔热血，用聂耳的音乐创作了同名舞蹈《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日战争时
期，吴晓邦以抗日救国作为己任，以空前高涨的革命热情先后创作了100 多
个舞蹈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除了《义勇军进行曲》外，还有《游击队员
之歌》、《大刀进行曲》、《丑表功》、《流亡三部曲》、《传递情报者》、
《思凡》（见图8）、《饥火》、《血债》、《合力》，以及舞剧《罂粟花》、
《宝塔与牌坊》、《虎爷》、《春的消息》等等。
图8 吴晓邦表演《思凡》
在他的艺术实践获得极大成功的基础上，吴晓邦的创作无论从内容和形
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阶段是他艺术上的一次转折，标志着他的新舞蹈
艺术进入成熟。吴晓邦个人的创作风格亦开始显现，这就是，从中国传统的
人体艺术和人的日常生活动作里提取素材，从时代的大潮中捕捉人物形象，
在作品中注入极大的艺术激情，和着全社会的呐喊，为人生而舞！
1938 年11 月，吴晓邦在孤岛上海，创作出《丑表功》、《传递情报者》、
《徘徊》和《国际歌舞》，同时他开始投身于中国现代舞剧艺术的探索性实
验中，创作了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第一批舞剧如《罂粟花》等。在这些舞剧
里，社会生活的尖锐冲突和要求解放新生的民主意识得到了较多的表现。这
些作品表现了抗战初期三种不同人物的心态和行为：积极参加抗战的英雄；
寄和平于幻想之中的可怜虫；叛变祖国的卖国贼。吴晓邦用舞蹈阐明了美与
丑、善与恶的界限，唤醒和鼓舞人民只有起来战斗才是唯一的出路。有了这
些新作，吴晓邦又举办了第三次舞蹈作品发表会。
1940 年，吴晓邦应戏剧家欧阳予倩之约，到广西桂林。他在艺术馆工作
期间，曾为新安旅行团创作排演了歌舞剧《春的消息》和舞剧《虎爷》。这
两部作品在桂林演出后，受到人们的赞赏。吴晓邦把新舞蹈艺术的种子撒进
孩子们的心中，而舞剧演出的成功，则更加坚定了他为新舞蹈艺术奋斗的信
心和勇气。
1941 年6 月，在重庆抗建堂，吴晓邦、盛婕和戴爱莲举行了一场有历史
意义的三人舞蹈晚会。这是名传大江南北的舞蹈先驱们的第一次艺术聚会。
他们不但演出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品，而且共同创作并表演了《合力》。此后，
吴晓邦和盛婕不停地辗转往返于贵阳、重庆、成都、广州等地进行演出、讲
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无论是头顶敌机的狂轰滥炸，还是身受政治迫害，
都动摇不了他为宣传抗战、唤起民众、团结救国的决心。1942 年7 月，吴晓
邦受聘到广东曲江艺术专科学校舞蹈班工作。在一年的教学中，他总结了几
年来的创作经验，整理出一套新舞蹈基本训练教材，并努力使其系统化、科
学化、中国化。付诸使用后，收到很好的效果。这期间他还相继创作了舞蹈
《饥火》、《思凡》、《生之哀歌》、《迎春》、《网中人》、《月光曲》、
《花之歌》及舞剧《宝塔与牌坊》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吴晓邦
由于在抗战的生活激流中，对社会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对各种人的心态做了
深入的挖掘，因而所塑造的舞蹈形象更加深刻准确，从而使他的在新舞蹈艺
术创作上达到高峰。
1945 年6 月，吴晓邦在周恩来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奔向他久
已向往的延安，到鲁迅艺术学院教授舞蹈。此后，他辗转解放区，开展新舞
蹈运动。1948 年，他与人合作组织创作了著名作品《进军舞》。吴晓邦以他
自己独有的方式站立在解放斗争的最前沿。这个舞蹈经常在发起进攻前为战
士表演，是那一代解放者留在心里的永恒的记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晓邦主要从事舞蹈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创
办过天马舞蹈工作室，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舞蹈人才。先后担任过中国舞蹈
家协会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等职。吴晓邦于1995 年7 月8
日在北京永远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舞蹈艺术，享年89 岁。
吴晓邦，是一位舞步不曾停歇的艺术家，他不愧为中国新舞蹈艺术的伟
大先驱！
二、中国舞坛一朵亮丽无比的清荷——戴爱莲
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被中国历代文人雅士誉为
“花中之君子”。在中国近现代舞史上，也有一位品性若荷的“花中君子”，
她热情刚正、为人坦诚，心似莲花般明净无瑕。她，就是舞坛一代奇才——
归侨舞蹈家戴爱莲。
戴爱莲，1916 年出生在美丽的特立尼达岛上。她家为三代华裔，祖籍广
东新会。从小就喜爱跳舞的戴爱莲，童年就是在特立尼达岛上的树林和海滩
上度过的，大自然这个神奇的艺术之母，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培养起对自然和
艺术的挚爱之情，也使她拥有了一种原始状态的活力和节奏感。12 岁时，戴
爱莲考入当地由白人办的舞蹈班，在班里戴爱莲是唯一的有色人种的孩子。
14 岁时，她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横渡大西洋，来到英国伦敦，穿上了她一生
都不曾脱掉的“红舞鞋”。
学舞之初，戴爱莲先后进入著名英国舞蹈家安东·道林芭蕾舞教室和玛
利·兰伯特芭蕾舞学校，在名师指导下学习欧洲古典芭蕾舞。不过，在学习
了一段时间后，她逐渐感到当时的古典芭蕾还缺乏表现力，不能适应于现代
社会的发展和现代人新的美学观念。有一天，她在伦敦看到德国表现主义舞
蹈家玛丽·魏格曼的表演，顿感耳目一新。魏格曼那极富现代意识的舞蹈，
像一股电流一样强烈地撞击着戴爱莲的心。正赶上魏格曼舞蹈团演员莱斯里
在伦敦开办了一个舞蹈工作室，戴爱莲便于1936 年考入该班，潜心研究现代
舞。但逐渐地，戴爱莲又发现现代舞虽有诸多长处，但缺乏系统的技术。她
希望有一种能集二者之长的舞蹈形式，于是，她大胆地提出了现代舞和芭蕾
舞在技巧上要互相借鉴、互为补充的见解。然而这种设想显然在芭蕾和现代
舞当时无法逾越的鸿沟面前被视为异端，她为此付出了代价：她被学校开除
了。尽管如此，戴爱莲并没有屈服，因为她发现了自己理想的舞蹈形式。两
年后，她在伦敦看到了尤斯芭蕾舞团的演出，顿时大喜过望，开始迷恋这种
把人体动作与内在感情紧密结合在一起，既有良好的技术，又有丰富的表现
力的理想舞蹈形式。
1937 年，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着中华大地，这件事深深
地触击着戴爱莲的心，她为同胞所遭受的苦难而深感痛楚，为中华民族的生
死存亡而深感焦虑。她像许多爱国华侨那样，想方设法为祖国分忧解难。在
伦敦她多次参加中国运动委员会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募捐活动
演出。为此，她编演了《惊醒》、《前进》等舞蹈，以唤醒更多的民众奋起
投入抗日的斗争之中。
1939 年，戴爱莲的心早已与燃遍抗日烽火的祖国连在一起，回归祖国之
志日益坚定。1939 年底，戴爱莲终于登上了中国当局接留学生回国的轮船，
实现了她多年的梦想。1940 年1 月，戴爱莲到达香港，受到宋庆龄热情的接
待。珍珠港事件后，戴爱莲与一些文学艺术家绕道澳门到达广西桂林，最后
到了重庆。当这位年方 24 岁的舞蹈家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时，她眼含激
动的泪花，兴奋得不能自已。从此，只要有机会，戴爱莲就积极参加义演募
捐活动，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奔走。
1941 年7 月，为欢迎戴爱莲回国，由吴晓邦、戴爱莲、盛婕三位舞蹈家
在重庆举行了舞蹈专场演出。他们的精彩表演，被报界誉为“新舞蹈的先锋”。
此后，戴爱莲努力开拓耕耘着舞蹈这块新兴的园地，她创作和演出的舞蹈作
品主要有：《惊醒》、《前进》、《东江》、《游击队的故事》、《思乡曲》、
《卖》、《空袭》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