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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公司变化的结果，营业额增加，费用水平下降，资金积累扩大，利润急骤增长。一九五六年年末，永安公司发放合营后的第一次股息，国内外的股东们喜笑颜开。
永安公司的公方副总经理是位通情达理的干部，业务上的工作，他从不干预，皆由总经理去处理。重大事务都尊重郭琳爽的意见，从不独断专行。逢年过节亲自登门拜访，偶尔也和他小酌一番。所以，郭琳爽感到他的总经理是有职有权，可以放开手工作。有时他在人代会上直言不讳地提出中肯的意见：
“我有一些看法供市商业局领导参考。目前，行业归口中原有的一些协作关系被打乱了，对这一点，我认为是要迅速加以改进的，我们不能人为地把工商业原来的关系割断，货堵其流，梗阻不通。举个例子说吧，一向供应我们体育用品的陈秉记运动器械厂，自从有关国营专业公司向我们了解这个厂的供销情况以后，就加重它的生产任务，可是我们到陈秉记却进不来货，向这个专业公司也要不来货。有些专业公司及供销合作社批发部门的个别工作人员，认为我们经营体育用品、水果、南货等商品是跨行业经营，似乎是违法的。致使我们商场里的顾客买不到体育用品、高档水果和甲级火腿。相反，我们去进货时，这些批发部门却把滞销商品硬性搭配给我们，供销社批发给我们平湖西瓜，硬要搭上低档的开封西瓜，这种做法，我们有意见，消费者也有意见。希望商业局领导管一管专业公司批发部门，请他们重视我们这家综合性零售百货商店的经营特点，在货源上给予大力支持，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为顾客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
郭琳爽的意见提得具体恰当，市商业局领导很重视，遵照他的意见，将商业系统购销方面的疏漏，及时加以改进，使郭琳爽深深地感到他的人民代表没有白当，真正尽到了责任。
六十年代一个金色的秋天，云淡风清，碧空万里。德国前总理富尔到中国访问，在北京与毛主席、周总理会见后，坐专机来上海参观、访问。特意来到永安公司与郭琳爽交谈道：
“总经理先生，能否谈一下合营后的体会和感想。”
“概括说吧，合营之后，货源更加充足，有宽裕的资金进行周转，职工发挥了积极性，顾客对我们公司都很信任和满意，我们职工有固定的工资，股东有固定的股息，给国家上缴一定的税金，我个人认为，公私合营真是一剂良药。”
“很好，”富尔听后笑道：“你们这里发生的一切，比我们厉害得多，我们那里的职工没有固定的工资，股东没有固定的股息，营业不能肯定有盈余。我觉得你们的‘生意眼’比我们高明。”
“不对，富尔先生。”郭琳爽马上回答道：“这不只是‘生意眼’问题，这是由于两种制度不同造成的结果。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有亲身体会，如果不是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就不会有这样的优越性。”
翻译把这段话译成德语，富尔听了幽默地眨了眨眼睛，微微笑了。
郭琳爽不仅接待过德国前总理富尔，而且接待过日本、英国、瑞士和非洲一些访华团，他都向他们谈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他的公司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新的发展。外国友人都称赞他是一位善于经营管理的好经理，纷纷和他合影留念。
郭琳爽在工作之余，除了爱唱粤剧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爱好，那就是养鸡。他在后园中辟出一块地，盖上鸡舍，四周圈上杖子。饲养澳洲黑、河岛红、考克斯和白来亨等几只洋种鸡。鸡圈里，黑的、白的、红的、黄的各种洋鸡，在戏嬉，使后园平添无限乐趣。郭琳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早晚常常来到后园，观看他的洋鸡，亲手撒一把玉米、白菜叶，听听它们喔喔喔、咕咕咕的啼叫声，他感到十分高兴。有时他会蹲下身到鸡窝里去摸蛋，摸出一只蛋，拿在手心里，仔细看看，随即满面笑容，宠辱皆忘。有时，他还将他的最好的朋友引到后国观看他的洋鸡群，人们对上海鼎鼎大名的永安公司大老板还有此项雅兴，惊讶不已。
合营之后，郭琳爽每年都要偕同夫人去香港省亲一次，向老父亲请安，同好友聚会。他还邀请他们回到内地欢度建国十周年大庆。郭琳爽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步履轻健，身板硬朗，香港的很多朋友，见了都说郭老板这几年不但不见老，而且越活越年轻了。
一九六五年，郭琳爽又前往香港给老爹祝寿。这一年内地发生了不少令人惊异的大事，不少文学作品和电影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火药味越来越浓。在祝寿宴结束时，老父郭泉将儿子拉到一边悄悄地问道；
“那边是不是要发生什么大事？看情况不妙呀！”
“没什么大事，请父亲放心。”说着，他从随身携带的皮箱里取出几本刚刚出版的画报。画报里有一组专为他拍的生活照，配有散文诗般的介绍。这些照片，有坐在办公桌前照的，有在政协小组会上发言照的，有在家喂鸡、养花照的，还有唱广东戏时照的。这些照片构成了一幅生活安适舒泰的画面。他翻开画报指着这些照片让老爷子不必为他担心，不要轻信谣言。他还将画报分送给关心他的至亲好友，算是对他们真挚情意的回答。
有人对他在内地的处境还是不放心，劝他暂时留下来看一看再定行止，郭琳爽婉言谢绝了，他仍然如期返回上海。
没有想到，他回到上海没有几个月，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来了。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郭琳爽和许多善良的人们一样被赶进了“牛棚”。
郭琳爽在淮海路上那座花园洋房被红卫兵侵占，他被赶进汽车库。那里没有窗子，密不透风，这时正是酷暑炎夏，闷在这火柴盒子般的平房里，喘不出气来。他的家已经被红卫兵抄过无数次，公司造反队、财经学院红卫兵、中学红卫兵，都来采取革命行动。家中的金菩萨、玉如意等珍宝，全在一片造反声中不知去向。他的住宅，不断变换着主人，今天是红卫兵司令部，明天成为造反大军联络站。他这个反动资本家只能住在汽车库里。
上海市召开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拉他去陪斗，批判《不夜城》编剧、导演，他就是活靶子。永安公司四楼还专门开设了“吸血鬼郭琳爽罪行展览会”，他平时的生活用品，他穿的衣服鞋帽，全成了吸血鬼的罪证。一天，北京来了一伙最最革命的红卫兵，闯进了“牛棚”，将他拖出来往死里打，公司的几名造反派拦住说道：
“你们这样打不行，我们还要留着他当反面教员哩！”这样就把他从危难中抢救回来。“牛棚”不能住了，他被公司造反派安排住进公司附设旅馆的两个房间，这里门口有人把守，闲人是不能随便闯进去的。
造反派头头安排让他到食堂洗碗、擦桌子。他戴上一副乳胶手套，毫不迟疑地干起来。他的夫人汉华也陪着他洗碗。洗碗的活儿他还是第一次干，但总比脸上抹黑拉上台批斗好多了。他洗碗时总有一伙人看热闹，郭琳爽毫不在乎，他干得更加起劲，碗洗得又快又好。他用行动告诉人们，我郭琳爽什么都能干，在任何岗位上都是强者。
他从广播里、报纸上看到，他所尊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上海市领导曹荻秋，永安公司公方副总经理，这些老革命，均惨遭厄运，而自己被批斗、洗洗碗算得了什么！
一九七四年秋天，他的定居巴西的两个女儿，来上海探望父母。郭琳爽非常高兴，和女儿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