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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敖，字公权，江苏宝山人，一八八九年生。十二岁曾随他二哥张嘉森（字君励）在上海学习法文。后在家乡从师学儒学。十五岁中秀才。十七岁赴日本，在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专业。留学期间，结识梁启超。由于学费无着，未及毕业，提前一年辍学返国。思想开明，曾从事政治活动。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经南京临时政府批准的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三号大清银行旧址开始营业，正需金融方面专门人材。经梁启超介绍，他于一九一三年底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李铭，字馥荪，浙江绍兴人，一八八七年生。幼年曾读私塾，并曾入杭州教会学校。一九０五年赴日本，在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专攻银行学。毕业回国后，一九一二年任设于杭州的浙江银行稽核，嗣后升迁该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初时，陈光甫向二人征求意见时，没有得到他们的赞同。二人从实际出发，顾及到开办银行，必须有一定额度的资金为基础。而筹措大量资金，谈何容易！
陈光甫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银行开办之初，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与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金份额的多少。
那么，用什么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呢？
陈光甫牢记古训，孟子曰：“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他认为自己的银行可以为大银行服务，只要其服务能力足以取信于大银行，即可利用大银行的资金。另外，可以利用优良的服务，吸收储蓄存款。他早已发现，洋商银行一向注重与政府进行交易，以及与外国商人打交道，而忽略一般小商平民。洋商银行的广厦，以及办公使用的外籍语言，使一般小商平民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若有服务周到的银行出现，正迎合这些人的需要，即使资本不大，也可以不动声色地与各洋商银行逐鹿竞争。因为，洋商银行资力雄厚，难与抗衡，只有从服务方面入手与之竞争，才能够扬我之长，克彼之短。
因此，陈光甫认为，先集资五万至十万元，银行即可以开业。开业之后，如果真正能够有优良的服务，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也可以逐步增加放款。到那时，资本的积聚和运用这两大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陈光甫用他锐利的目光，发现了银行之林中尚闲置着的大片隙地。这隙地虽然遍是榛莽，但只要肯于开掘，不避艰辛，定然会有一条通途出现在脚下。
陈光甫的独到见解和透辟分析，特别是他创业的胆识和披荆斩棘的勇气，使二位挚友深深佩服。于是，三人同心协力，积极着手筹备起来。
一九一五年六月二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开业。该行开业之前，于四月十七日召开创立会，也就是首次股东会。股东共有七人，出席创立会的仅有四人。陈光甫当然是必到者。另外三人是庄得之、李馥荪、王晓籁。未能到会的三位股东，分别由李馥荪和王晓籁二人代表。李馥荪当时任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王晓籁是浙江萧山通惠公纱厂上海办事处主任。
会上选出七名董事，也就是仅有的全部七名股东。董事会推举庄得之为董事长，推举陈光甫为总经理。
庄得之，名录，江苏省武进人，清末洋务派官僚、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人盛宣怀的远房亲戚。曾经在张之洞、李鸿章手下筹办军需，有候补道台的名衔。沪宁铁路筹建时，他曾参与其事。一九一二年起，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间，他先在位于上海的专门从事军火经营的奥地利信义洋行当买办，该行后来与德国的礼和洋行合并，他继续以买办身分供职。大战爆发后，该洋行停业了。
有这样一位合作者，对于陈光甫实现开办银行的理想，是十分重要的。在首次股东会上，议定该银行开办时的资本额为十万元，庄得之当即认股二万二千五百。陈光甫财力单薄，仅认股五千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庄得之垫支的。陈光甫与庄得之是经李馥荪介绍才相识的，初相识即能真诚合作，而且并肩联手敬业多年，实为可贵。仅以十万元的资本开业的这家银行，其资本额是当时上海各家银行中最少的。那一年，其他银行中的洋商银行与中国官办银行的资本，自不必拿出比较。新成立的商业银行中，资本最多的是拥有一百九十万元的盐业银行，资本最少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也拥有二十五万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众行之中起步最低，难望各行项背。它的资本额甚至不及几个有名的钱庄。
当时，人们把这家银行叫做“小小银行”，或者叫做“小上海银行”。大上海中的小银行，倒也名实相当。然而，当年身处海外的一位伟人，却在这家小小银行诞生之初给予格外的关注。
一天，一个职员进来说：“经理，有人要见您。”
陈光甫正忙得不可开交，头也没抬说：“请他进来吧。”
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陈光甫抬头一看，不觉一愣，惊讶地喊道：“是你，老朋友！”
来人名叫孔祥熙。他与陈光甫相识十余年了。当年，陈光甫在美国参与博览会工作时，孔祥熙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就读，曾利用暑假时间前去圣保罗参观博览会，因而与陈光甫相识。同是身处异乡的年轻人，两人谈得很投机，从而结下交情。
孔祥熙满面春风地握着陈光甫的手说：
“我今日是受人之托而来。”
“您受何人差遣？有何公干？”
“中山先生委托我，给小上海银行送来一万元股金。”
陈光甫闻听深受感动，他感谢中山先生在他处境艰难的创业初期，给予他的理解与支持。而这种理解和支持的宝贵，其价值决不是用钱数可以衡定的。
光甫怎能不受感动。此时，中山先生正在一衣带水的东瀛，组织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他在百忙之中还能想到自己这个小人物，是何等难能可贵！
“孔兄，你近来可好？”
“我早已成家，妻子是宋霭龄。今年初中山先生与内妹宋庆龄也结为眷属。”
陈光甫高兴地说：
“恭喜！恭喜！如今孔兄已与先生是姻亲了。”
随着中山先生的慷慨投股而来的，还有宋庆龄、宋子文等宋家姐弟的母亲倪桂珍投来的五千元股金。
巧妙的经营艺术
徐徐的夜风，吹拂着面颊。星光之下的西子湖，那平平展展的水面，没有一点波澜。这与陈光甫的心情形成鲜明的反差，此时他正心潮起伏。他倘祥湖滨，身影映在湖中，与湖中的山光树影一样，都是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人声静寂，这世界好像就剩下他和伴着他的西子湖了。他想起了白天遇到的外商银行的一位要员，竟断然说，中国的银行是不会办好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陈光甫的心，使他不由想起汉口报关行的英国职员傲慢的神态、国际博览会上洋人们藐视的目光、素日与洋商银行打交道时遭到的冷遇和白眼……
面对这些压力和刺激，他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办个银行给他们看看！
当时的中国，经济命脉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帝国主义列强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那时中国金融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是帝国主义银行的天下。其中尤以英国汇丰银行势力为大。
外商银行通过对中国钱庄的操纵利用，以达到其控制中国金融的目的。洋商银行只收钱庄的庄票，不收银行的本票。外国银行还向钱庄提供贷款，钱庄的庄票可以在市场上流通，银行票据也要委托钱庄代理交换。因此，钱庄成为国内商业金融的枢纽。国内官办银行或资本雄厚的银行，尚可有一定活动余地，必要时可以用租界上的地主官契道契作抵押，向外商银行借款。一般银行则无此条件，甚至于想在外滩租界内的洋商银行开立一个户头，都相当不易。当时外商银行的买办，傲慢得很，凭借手中握有道契，可以用作借款，有财力为银行垫支款项，与官府、洋人都有往来，左右逢源，成为“上等华人”。
而陈光甫当时财薄力微，根基尚浅，社会声望还不算高，在当时上海金融界的地位，还不及一个洋商买办。上海银行开业之初，不但没有官办银行或资本雄厚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