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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国人渐为所知，无不切齿，数年愤愤地议论不平。甲午时，吴蕴初才只三周岁，癸已时也只四周岁，可国人盛议时，他就已是六七岁，已进了塾，懂了不少事了。国事之痛，有识者无不扼腕，无论年老的、年轻的时有人来与祖父痛忆此情，赞英雄，骂日倭，慷慨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且反复多次，不厌其详地陈说，又是如此重大而震撼人心，在灵秀的吴蕴初幼小的心灵里能不打下深刻的烙印？为国家为民族，不计一切，直至献出生命的英雄可敬可佩；欺人霸道的直比土匪还凶的日倭可恨可恶！从几百年前就劫掠沿海，如今又大举进犯，蛮横无理地占我土地，杀我国人不算，还要在大劫大杀之后，要我国出钱“赔偿”；明明是抢占了土地还要“赎”还，比绑票的土匪还要凶恶、残忍不知多少倍，特别是曾有人摸着吴蕴初的小脑袋说：
“那两万万三千万两，连你也得摊上五文钱——你也得拿出你爹爹几天的‘束囗’呢！”
爹爹的几天“束囗”，若是一家十口呢？岂不是爹爹一两个月的“束囗”，也就是说得一个十口之家一两个月的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行！反过来，如果不是被人抢夺了去，那么所有的十口之家，特别是那些不得温饱之家，不是至少可过上一两月的好日子么？——非得强大起来不可！
接下来就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大肆烧杀，且逼迫清廷订下了《辛丑条约》，索取的所谓《庚子赔款》（“杀人放火掠夺费”！）更高出《马关条约》多多，这些对吴蕴初爱国图强的心理的形成都具有重大作用。
原本就具有良好素质，再受了良好的教育与影响，怀有奋发向上的志向，所以在当时当地的一干学童中也甚是不凡与出众，还在未满十周岁时，也就是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公元一九０一年）《辛丑条约》签订前，即考取了“童生”。旧制中“童生”是取得做官资格的最初级“学位”，得了“童生”就可入“库学”，进一步考取“秀才”；得了秀才即可“入监”、“人贡”，再参加“秋闱”的乡试考举人，而进一步参加会试考“进士”。中举即可做官，此时秀才也较其他人好捐官。因此，得中“童生”，就等于有了做官的最基本的基础条件，是“官苗子”了。所以有人与十岁的吴蕴初开玩笑说：“阿贵大人还没得扫帚长，就进得学了，好聪明啊！”可是“阿贵大人”，家不足贵，而且属于“贱”类，那学校的执教者不堪为“师”，以门楣变脸色，歧视贫寒，屡屡侮辱吴蕴初，气得吴蕴初采取少儿恶作剧的手段反抗：从屋上掏洞撒尿。因而，被逐出了学堂。
不去考那捞什子秀才、举人，学点本事，找个出路，至少可以赚两个钱添补添补家用。就是出于这种心理，在吴蕴初十四岁时（一九０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已）进了广方言馆。由于光绪已于前几年接受了张百熙、张之洞等大员的奏请，厘定了公学各级学校章程与学制，基本上以张之洞提倡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兴办了不少学堂，上海的广方言馆便是这一时期与这一指导思想下的产物。广方言论几乎相当于现今的外语学校。进这所学校，祖父是反对的，老人家出于爱国心理一向不喜外国的东西，而且也觉得国家太弱，即使外语学得再好，也难得与洋人平等待遇，所以他阻止这个他最喜爱也最寄厚望的长孙说：
“读洋书，学洋文，到头来国人不喜，外人不用，还不得给洋人去倒夜壶？”
可十四岁的吴蕴初以为，学，他就要也必然学好，学好了，也就学懂了洋人的东西，“我学好了，有了作为，说不定还叫洋人给我倒夜壶呢！”于是，他坚持着进了上海广方言馆。也果如其想，工夫是不负有心人的，何况他又十分聪明，没多久就学得很不错了，再加深造下去，那么纯熟起来是不成问题的，可父亲箫舫公的那“五斗米”已填不饱渐已长大的五弟、妹的肚子了，他是长子、长兄，不能不分担家庭之重。于是只好于学了刚刚一年就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洋书本，仍回到了嘉定县西门的家中，到嘉定第一小学，凭他学的那点儿“ABC”，做起了英语教师，收入虽说不多，可也于家计不无所补。但是，时局的变化，又使他渴望学习的劲头大大地增长了。张之洞等大臣会订的“学章”，已得正式颁用，决定丙午（光绪三十二年，一九０六年）一科之后，“俟各省学堂办齐有效，各科学额分别停止”。并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以孙家鼐充任。丙午会试以后，各省学堂已“办齐有效”，故于当年（一九０六）八月初四，清廷正式颁令废止了科举，推广学堂。上海兵工学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组建的，相当于稍高于中专的档次。毕业生多数安排去向是上海制造局，待遇自比小学教师好得多。科举一废止，上海兵工学堂便开始传出了招生的消息，吴蕴初听了跃跃欲试，便向其父箫舫公提出了报考的要求。箫舫公虽深觉家用开支愈来愈大，自己已独力难撑，可仍为儿子的前途着想，略一沉吟，便应允了。可是有两个条件。今年考不取以后就不要考了——那么点儿底儿，考上与否，实是未知之数；考上了，家里是无力负担的，须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争取自立。吴蕴初信心十足，也十分乐观，他表示一定要考取，也一定自立，甚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