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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纸上登载。报纸在电视等现代手段未兴之际，是最好最可靠的宣传媒介。人们当时读新闻，找信息，最好途径也是报纸。因此，在报纸上登广告是影响甚大的。宋棐卿登广告也是不惜重金。且不仅一报一时的，像《大公报》这样举国闻名，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与《益世报》这样倾向面较明显的专报，宋棐卿都买下整版整版的版面，大作广告，并且不只一度。
在电台上播发。原来只是在早晚节目中穿插。后来，为了宣传有效，宋棐卿亲自出面与托人代办，重金礼聘京剧名角，或曲艺界知名演员为商业电台演出节目兼做广告，手段已与今天相似，已形成专业性广告，在当时，却几乎没有二家。
利用其他文艺形式。向电影院付酬加演幻灯片。这在解放初是常事，可在当时却没有多少家；出资组织演唱会、文艺晚会作产品宣传；雇用军乐队，热热闹闹地先导，宋棐卿亲自带领队伍上街，扛的扛，抬的抬，拿的拿，各色标明厂名、品名的彩旗，各式各样醒神悦目的斑斓鲜艳的宣传牌上的“东亚”、“抵羊”与生动、放大的彩绘商标如游龙走凤，吸引了一大群又一大群的随观者。在行进中，宋棐卿不时地向随观者致意，有甘为呐喊助威或表态支持者，就相应地赠送毛线，让人们既看熟了“抵羊”的名号，也身受了“抵羊”的实物，宣传效果甚佳。
利用社会活动，扩大社会影响。当时的社会活动是比较多的，如教会活动，社会慈善事业活动，商会的活动，商界同仁的联谊活动，地方帮会活动等等，几乎是周周不断，宋棐卿也就次次不落，抓住活动契机，大做商品广告，亲自宣传。更通过关系争取到教育团体的邀请，去做兴办实业、提倡国货、宣传“抵羊”的演讲，在天津的一些重要的学校几乎无不涉足，如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甲级商科学校、培德女校以及英国汇文与美国圣约翰教会学校等等；外地学校也适机必用。他的母校，故乡的齐鲁大学，北平的燕京大学自不待说，连设在烟台、青岛等地的教会学校，他也争取去演讲，去宣传。
对经理商家与代销点的广告优惠。宋棐卿规定在原留利的基础上，再做出千分之五的让利，做为经销者的宣传费用，并鼓励设立永久性广告牌，经验收合格，由“东亚”追补费用，而让利费用照常；倘宣传不力，永久性广告牌不合格，则中止供货，不再委托其经理。当时“抵羊”走俏，又得政府保护，谁不愿意经销？而且设立广告牌不仅对销售有益，往往也在经济上有益。设在自家号前的自有东亚付款，设在繁华地点的更能赚东亚一点儿钱，何乐而不为？有此种种，“抵羊”毛线的广告牌在全国七百多家经销与代销的商号门前与许多城镇的繁华路口如雨后春笋般醒目地纷纷而立，名满全国，广为人知，甚至如今东北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谈起毛线，犹说“抵羊”！
参加展览会，展销“抵羊”。凡是听到什么地方举办展览，宋棐卿都是极力设法参加，甚至做为具体规定：同仁中，凡有通报各地举办展览会消息者，奖励银洋二十元；凡有促成东亚参加展览会并为东亚谋得有力地位者，奖励银洋一百元；凡有为“抵羊”公开展览设计出别出心裁的方案并切实可行者，亦奖励银洋一百元，并另赠“抵羊”五磅。用此种种极力寻求、亟谋参与，“抵羊”的展览几乎经年不息，“东亚”已不仅在东亚，在东南亚也驰誉享名。而且，展览形式亦不断翻新。如利用图片、模型生动而详细地介绍由原毛加工到成品的生产程序，更将每一个加工环节：进料、梳毛、毛条、前纺、后纺、染色，整理成各自出现的粗劣样品与其成品对照比较，不仅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还可使参观者增长有关生产、鉴别、使用毛线的知识，鉴别中比较，比较中鉴别，“抵羊”在毛线市场的质优价廉，不言而喻。再如，展览期间，宋棐卿还动员一些社会名媛临场现身说法，边实际操作边做介绍，以传授使用“抵羊”的编织优点，兼传技术。这使许多参观者大感兴趣，一些人当时就现场购线，当场学织。
自办杂志。为了扩大影响，宋棐卿主办了一个家政型杂志，依其基督教义，取名《方舟》。教徒们自然熟知也崇仰“亚诺方舟”，而当时天津的妇女特别是中上层妇女，有几个不是基督徒？而这《方舟》，由于宋棐卿不惜工本装饰，不惜重金约稿，又都是众所关心的热门课题：家庭与家庭关系，妇女与妇女问题。基督教义自与封建礼教大有差别，在对待妇女与妇女问题上，前者要较后者进步得多，自也在客观上冲击与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宋棐卿也不时地动笔撰稿，也写过一些生动有力的文章。譬如他在一篇抨击军阀摧毁破坏民族工商业的文章中，形象地把军阀比做洋人的恶奴，把中国比做金碗，恶奴们毫不吝惜地摔碎了金碗，争相抢到碗片，然后拱手捧送给各自的洋主人，再恶狗般争抢洒在地上的饭粒，吞入了自家的私囊！要救国强国，就只有努力兴办实业，以弥复这个灿烂的金碗，再将生米煮成熟饭，装进金碗里，以奉献与供养国家与国人。
类似的既生动形象又鼓舞人心的文章，时见于《方舟》，人们，特别是妇女们，更像欢迎教义中的“亚诺方舟”般欢迎杂志《方舟｝。欢迎、了解《方舟》，自然也就欢迎、了解与《方舟》关系密切的“抵羊”，更何况“抵羊”还不时地活脱脱地登上《方舟》呢！
宋棐卿就是这样无孔不入、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宣传“抵羊”，他行也“抵羊”，坐也“抵羊”，想也“抵羊”，说也“抵羊”，家里、厂内，交际之间，无不“抵羊”，逢会必强调“抵羊”。在一次高级职员会上的一番话，正是他对“抵羊”感情的典型流露。他说：
“东亚这篇文章的大题目就是毛线，一切遣词用字都不能离开毛线。而毛线要靠毛线养。所以，我宁可放弃德昌的‘飞得禄’，而事事不忘用‘抵羊’做引，还用‘抵羊’收尾。别人交往应酬多是请客吃饭，吃完了人家知道的却是某某饭庄的厨子好坏。因此，我在交往应酬中尽量是赠送‘抵羊’牌毛线。有人说我这样是侵犯了股东分花红，其实，这正是为了股东的利益宣传东亚，没有毛线，就没有东亚，自然也就没有了股东们的利益。这是需要东亚同仁平心静气多加解释的。”
连夫人也被他调动了起来，受了感染，几乎在任何场合，见到宋夫人都会发现她手上、袋里正有“抵羊”，而且往往是正在编织着什么，其熟练程度更为令人惊佩；一天能织一磅多毛线量，而且细密、精巧，花样翻新，高速地编织出来，再快速地送了出去，这特殊的礼物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