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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这类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也很成功。董必武曾对原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的接管工作做过这样的评价：像伪总统府、伪国民大会堂以及中山陵、各学术研究机关、学校等都相当完整，无重大破坏，这是南京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执行政策正确的结果。各地军管会还开展了封闭妓院、禁烟禁毒的斗争，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净化了社会风气，使新中国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各军管会在接收后，即开展改造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改造文化教育事业。加强群众的社会教育，特别是教师职工教育。加强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对于各部门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旧的教职人员加以教育改造，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服务。各城市军管会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争取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普遍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军管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同教授、专家、学者交朋友，勉励他们为人民效力，多为国家培养人才。重庆市军管会协助政府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对全市大、中、小学采取维持现状、逐步改进的方针，首先复课，同时废除反动的训导制度和反动的政治课本。军管会和市政府利用寒假组织教师研究会，请各校教授、教员参加，根据新的教育方针，共同研究安排解放后第一个新学年的教学计划。通过一系列工作，学校工作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多数城市的报纸、广播电台，都在军管会成立三五天后即出版和广播。文化馆迅速以新的内容对市民开放，剧院、电影院、游艺场、体育场等，也很快组织新的演出和比赛。医院、幼儿园、福利院等数日后即展开正常工作。公园真正成为劳动人民游乐的场所。
第七，打击奸商投机活动，保护民族工商业。打击奸商投机活动，稳定市场物价。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金融投机活动猖獗。各城市军管会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公布人民币比价和兑换办法，取缔各种证券交易所，打击银元贩子和各种金融投机分子。上海市解放不久，一批奸商大搞银元投机，囤积居奇，百物涨价，人心惶惶。上海市军管会决定由警备部队配合公安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搜查了奸商和投机分子活动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少数主犯一网打尽，封闭了证券大楼。消息霎时传遍了上海，震动了江苏、浙江乃至整个华东，影响波及全国。从第二天起，上海市的银元、大米、食油纷纷跌价，使市民安居乐业有了保障。在广州，警备部队、公安总队、工人纠察队一起出动，搜查大搞金融投机活动的地下钱庄和钱档，震慑了奸商。成都市的一些暗藏特务勾结奸商，哄抬粮价，制造混乱。军管会将征集到的粮食交由政府大量出售，很快稳定了粮价，安定了社会秩序。贺龙在总结西安市军管会3个月工作时说：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解决群众吃穿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一件大事情。
保护民族工商业，重要的问题是正确处理好劳资关系。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中国经济又处于落后的状态，因此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需要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当时却存在着一些矛盾，既有企业内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又有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的矛盾。为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中共中央确立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各地军管会认真贯彻这一方针，注意纠正“左”、“右”两种倾向，尤其是当时存在的“左”的倾向，既注意维护工人的正当利益，又积极解决私人工商业存在的问题，扶持民族资本的发展。贺龙在西安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他说：对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营企业，我们允许它恢复发展，保护其合法经营。他对工人们说：在劳动态度上，虽然也是在资本家工厂做工人，但同时又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有责任督促和帮助有益的私营企业恢复发展起来。这符合工人阶级目前以及长远利益。
各地军管会还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解决劳资纠纷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如上海市军管会颁布了《劳资争议处理程序》、《复业复工纠纷处理办法》两个草案。在上海市军管会和陈毅的倡导下，各私营企业都成立了“劳资协商会”，市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各方面恢复生产的积极性。荣毅仁的申新纱厂资金困难，上海市人民银行给予低息贷款，帮助他度过难关。这对于推动上海市工商业恢复生产和营业，起了重要作用。北京市成立了劳动局，制定了处理劳资纠纷办法，明文规定劳动局有权调解、仲裁一切劳资纠纷；天津市军管会拟定了《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等等。经过各地军管会和市政府卓有成效的工作，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保护和发展，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受到了限制。北平解放一年后，有30种经营生产工具和日用必需品贸易的行业，都或多或少地增加了户数。天津私营工业在解放后很快全部复工，并且由原来的9837户增加到12311户，职工人数增加了18。92％。南京从解放到1949年9月，人民生活必需品行业增加了100余家。
各地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还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取消帝国主义的经济特权，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实行了外汇管理，从而使我国的经济迅速摆脱了帝国主义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第八，迅速恢复生产，安定群众生活。城市刚解放时，许多工厂停工减产，学校停课，大批工人失业，学生失学，交通不畅，物资奇缺，群众生活困难。恢复生产是管好城市、稳定局面的关键。军管会在城市中开展共产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工作、工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宣传工作、肃清反动残余势力和维护社会治安工作，都是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服务。各城市的军管会工作人员，以极大的努力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积极动员广大工人、人民团体和各阶层群众团结起来，战胜困难，恢复生产。
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后，当时上海的1。2万家工厂，有70％停止了生产。有的资本家将资金带到香港、美国。留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有些人资金短缺，甚至发不出工资，劳资矛盾较大。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大批干部战士，进驻147家工厂，调查和协助解决困难，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增强了军民团结，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重庆市的几十家大工厂，都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严重破坏。军管会接管后，在工人和各界人士的帮助下，根据人力、物力、财力情况，首先使与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关系密切的大厂逐步复工，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厂从资金、原料等方面给予扶持。通过这些措施，大部分工厂逐渐恢复了生产。西安市军管会对不少私营企业，采取坚决保护的政策，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如西安有座大华纱厂，拥有3万纱锭，但由于资金问题，生产停顿，贺龙主持军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