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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该谁惭愧？这个〃文革〃期间；不说我进了干校之后；在这之前我就被外调〃二流堂〃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组织弄得昏了头。记得一次在那个帅府园四合院的家里；一群上海来的中学生把我从我的住家里揪出来；连骂带推；要我〃低头认罪〃；弄得强行搬入我家南屋居住的一家工人老刘师傅都看不下去；挺身而出；保护我；把那群学生喝退了。这些青年学生来自上海某中学；我的小弟祖昌是这家中学的校长；看来他也被学生专了政；知道校长有个大〃右派〃哥哥；于是引起这帮学生极大兴趣；反正全国大串联；吃、喝、旅行都不花钱；于是北京一游；来找吴祖光开心。
这些只是〃文革〃时期的事；〃文革〃十年前的〃反右〃我就领教了专案组和好事者的审问、交代；没完没了……真是替咱们的国家心痛；浪费了多少钱！
就说我前面摘引的那五个国家正式文件；又要浪费国家多少人力、物力；文件的拟稿人、审核者、最后签字批准发出者要花费多少精神！风风火火；兴师动众；最后是一场空对空的胡闹；什么问题也不存在。
〃小家族〃里的汪明；剧作家；备受折磨；死于安徽劳改地。博闻强记、天资颖异的戏剧家田庄；熬不过年年苦难；英年早逝。想到他们就教我悲伤不已。而我呢？不觉早过了古稀之年；七十余年的岁月；却被这个〃二流堂〃搅掉我过半的生涯。尤其是我的妻子；一个不世出的天才演员；满腔对共产党的感恩图报之心；只为了这点夫妻情义；既被赶下舞台；又受长年凌虐；终至半身瘫痪至今十六年之久；令我终身歉憾；赎罪无从。
二流堂！二流堂！叹光阴之苦短；哀人生之过速；无理取闹；胡搅蛮缠；上海话所谓〃缠夹二〃是也。
1991年3月北京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曹操 从很早的年代起；人类就与酒结下不解之缘。酒的发明是聪明人的天才创造；她象征欢乐；亦体现哀愁；能排解寂寞；更能给人幸福；因此她又是文学艺术的诱因和媒介；使人生诡奇美妙；多姿多彩。有鉴于酒对古人、今人、他人、个人的神奇魅力；我接受中国酒文化协会的委托主编一本关于酒的文集；暂定名为《解忧集》。夙仰足下文苑名家、酒坛巨将；文有过人之才；酒有兼人之量；敢祈惠赐宏文；抒写您与酒的一脉深情。为江山留胜迹；为儿女续姻缘……
1987年8月1日早晨八点钟；我家小小寒舍忽然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大驾光临；由于警车开道；扈从随侍；不仅蓬荜生辉；亦且四邻震动。虽然匆匆来去；为时短暂；却把素日见官胆怯的荆妻吓得一病几殆；也急得我几身冷汗。直到晚间妻子思想通了；心情恢复正常；才放下心来。想想为此着急亦属无谓；于是按照我原来的打算；在灯下草拟了上面的一纸为《解忧集》而做的征稿信。这封信是我在头一天定下在次日定要写完的；没有因为突然发生的事情而改变我的计划。
酒文化丛书编委周雷同志在这之前不久要我写一本关于酒的书；字数在十万左右；但是被我谢绝了。理由是我完全算不上是个嗜酒者；当个〃酒客〃都不够格；遑论其为〃酒鬼〃、〃酒仙〃乎？就如我一生当中为人处世一样；一贯都是被动应战而从未主动出击过。我喝白酒；约有半斤之量；但却没有自己独饮的习惯；都是在他人殷殷劝酒之下才举起酒杯来的。
回忆小时在家；父亲是有酒瘾的；晚饭时常常要喝点酒；贤慧善良的母亲能喝酒而很少喝；父亲喝酒会红脸；而母亲酒后脸更发白。我至今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用筷子蘸酒；叫我抿一抿；我虽觉得很辣；但却能忍受；连眉都没皱一下。父亲很开心；夸我长大定会饮酒；母亲则反对这样〃惯〃我；而我心里很觉得意；像得了奖那样快乐。
父亲在家里请客的时候；喝酒时要划拳；平时温文尔雅的伯伯叔叔公公们这时扯开嗓子叫得一片山响；小孩们当然只能扒在门缝往里看；也感到特别高兴。
至今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我家邻居住着一个拉洋车的老王大爷；他是一个孤老头；我上了中学之后；每天下学回家；和一群同学在大门外一片空场上踢小皮球玩的时候；王大爷也拉了一天车回来休息了。他常常端一个白瓷茶杯；拿一包花生米；杯里装的是白干酒；坐在我家大门前雕刻着兽头的上马石上。把花生米放在衣袋里；喝一口酒；吃一粒花生米；还把花生米去了皮；一扔老高；然后仰起头张开嘴；花生米稳稳当当落进嘴里；扔得非常准；从来没见他失过手。这一手绝技让我和同学们看傻了；连球都忘了踢。然而最叫我不能忘记的是那一阵阵白干酒的香味；怎么那么好闻！到我长大之后；自己也能买酒宴客的时候；即使饮的是茅台、五粮液、特曲、大曲……总觉得似乎也比不上王大爷的廉价白干酒香。
在日寇侵华战争的前一年；我以偶然的机缘参加了一项工作；从此便离开了我只读了一年的大学；再也不能恢复孜孜以求的学子生涯了。〃误落尘网中〃；一去竟逾半个世纪；老王大爷的白酒回味犹有余甘；而我自己至今尚不知品酒；更没有酒瘾；想想深感惭愧。
但即使如此；我的一生酒史当中竟有三次大醉；便我永远难以忘记。那就是每次醉后都十分难受；像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第一次是在1943年我随一个话剧团从抗战陪都重庆来到成都；全团演员及工作人员七八十人住在五世同堂街华西日报社内；过集体的游牧生活。行装甫卸；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却有友人来访；是由某位长者介绍相识不久的中年人、新任的四川一位县长。他初长县篆；春风得意；正在和我高谈阔论之时；跑进来一个剧团的女演员；进门也没打招呼；就跑到这间集体宿舍的屋角她自己的床铺前脱下外衣和罩裤；换起服装来。我发现这位县官老爷不断地扫视正在更衣的女郎；话也不说了。直到姑娘换好衣服又匆匆跑出去他才恢复了正常神态。看来他明明是被女演员的风姿镇住了；但是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们的生活真是浪漫主义啊！〃这句话本不算什么；但不能容忍的是他那低俗的语气和表情；这使我想起当时社会上有那种对戏剧界的轻薄、鄙视的歪风邪气；而对这位友好的来客我竟想不出用什么语言来回答他。
热情的县太爷可能发觉了我的不快；极力邀请我去一同晚餐。川菜举世无双；那家餐馆——〃不醉无归小酒家〃；每只菜都做得精美无伦；我闷着头喝闷酒；不知不觉两个人喝了一斤宜宾五粮液；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出门时县长给我叫了一辆人力车；我回到五世同堂下车后只觉得两条腿完全软了；两只脚踩在棉花堆上一般；东摇西晃地走进自己住的那间水阁凉亭——是用布景片搭起的四面墙和门窗的简陋房间；衣服都来不及脱；倒在床上便人事不知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悠悠醒转；浑身瘫软；有如生了一场大病一般；至少到三天以后才逐渐正常。这是头一次让我领教了酒的威力。
1947年秋天；我应聘从全国内战爆发的上海匆匆出走到香港；就任一家香港电影公司的导演；住在公司总经理蒋先生的九龙界限街的住宅里。同时住在这座宽大的花园洋房二楼上的还有作曲家陈歌辛；著名的女明星孙景璐、李丽华、陈琦、陈娟娟和她的形影不离的婆婆。
总经理在那年冬天举行过一次宴会；在楼下餐厅内摆了两桌酒席；大部分都是公司内外的电影从业人员。很多人都会闹酒；筵席上又是划拳；又是敬酒；十分热闹；小咪李丽华和孙景璐尤其叫得厉害。对于喝酒；我从来是不积极的；但是在这一顿晚宴里；我竟被灌得烂醉如泥；耳边只听见娟娟婆婆的一口四川话说道：〃吴先生真好酒品。看；他喝醉了一声不响……〃又听见她对别人说：〃他醉了；不要再叫他喝了。〃从这以后我便再也没有感觉；直到第二天醒来；发现我睡在二楼房间里自己的床上；头疼得很厉害。我苦苦地寻思；才想起昨天晚上参加的这场宴会……最不可解的是我全身换上了睡衣；不知是谁给我换的衣服；脱下来的衣服全都好好地放在墙角的沙发上；这件怪事我连问都不敢问；至今不知道这个细心的好心照顾我的人是谁。当然；像生了一场大病的那个难受劲儿和头一次醉酒完全一样。
1956年是我回到新中国做了我既不胜任又不情愿的电影导演的第七年。我最后拍摄的一部电影是已故周恩来总理下达任务的著名京剧演员、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先生的名剧《荒山泪》。这个我本来极不想接受的任务由于可爱的天才艺术伙伴程砚秋先生的有效的、愉快的合作而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幸福。热情的、坦率的程先生在摄制工作完全结束的那天忽然提出要由他个人设宴招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