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那个时候，特别是住在小镇里，我们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意大利人。阿伦敦的居民差不多都是荷兰人的后裔，我小时候因为与众不同而受了不少欺侮。我有时和嘲讽我的人打架，但总是记得父亲的警告：“如果对方比你高大就不要还手，用头脑不要用拳头。”
比萨饼事件
很不幸的是，歧视意大利人的不仅是和我年纪相仿的儿童，甚至有些老师也暗地里叫我“小意大利佬”。对我的种族歧视在1933年6月13日，也就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达到了顶点。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6月13日是圣安东尼日（StAnthonysDay），这天对我们家来说是个大日子。我的母亲名叫安托瓦妮特，而我的中间名就是安东尼，每年的6月13日我家都会举行一个大宴会。
为了表示重视，母亲总会烤比萨饼。母亲做的比萨饼即使不是全世界第一，也是全美第一。
那年，我们与亲朋好友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和以往一样准备了一大桶啤酒。虽然当时我才9岁，但只要是在家里，并且是在严格监督之下，我也能获准喝几口。或许这就是我在高中及大学时从不沉迷饮酒的原因，在我家喝酒（通常是家庭酿制的红酒）是准许的，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必须有节制。
当时比萨饼在美国没什么名气，虽然如今比萨饼已成为汉堡和炸鸡之后美国人最喜爱的食物之一。但那时除了意大利人之外，没人知道什么是比萨饼。
第二天清早，我开始向同班的小孩炫耀：“哇！昨晚我家举行了一个大宴会。”
“真的？什么样的宴会？”
我回答：“比萨饼宴会。”
大家开始哄堂大笑：“比萨饼宴会？那是什么东西，听起来怎么那么土？”
我说：“慢点，你们不是都喜欢吃派吗？比萨饼就是一种派啊，它是番茄做的。”
我实在应该早些住口才对，这下子他们可捉到把柄了。他们完全不知道比萨饼是什么，但他们认为只要是意大利人的东西，就一定不是好东西。还好比萨饼事件发生在学期末的时候，过了一个暑假大家就把它忘了。
但我永远忘不了。这些家伙是吃松软的派饼长大的，我可从来没有讥笑过他们早餐吃蜜糖派。去他的！现在美国街头到处林立的是比萨饼店，可不是蜜糖派店！但是对于一个9岁的小孩来说，即使知道自己是走在潮流的尖端，也起不了什么安慰作用。
我并不是班上唯一被欺侮的小孩，还有两个犹太儿童，我和他们很好。一个叫华莎，她永远在班上考第一，我通常考第二。另外一个小孩是正统犹太教徒的儿子，他戴黑色小帽，他们家在阿伦敦备受歧视。
其他的小孩仿佛当他们两个是麻风病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以前我还不懂，到三年级以后我才慢慢明白意大利小孩比犹太小孩高一等，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一直到我上中学为止，在阿伦敦我从来没见过黑人。不公平的体验
小时候受到歧视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创痛。很不幸，离开阿伦敦以后我看到了更多偏见和歧视，他们不再是学童，而是汽车业有权有势的大亨。我在1981年任命杰拉尔德·格林沃尔德为克莱斯勒的副董事长，后来才知道这项史无前例的任命使他成为第一个升任三大汽车公司高级经理的犹太人。我不相信过去没有犹太人够资格登此高位。
现在回想起来，一些儿时的经历迫使我很早就懂得了人情世故。我在六年级的时候，学校选举纠察队长。纠察队员都挂有白条银灰的条带，纠察队长和副队长则穿特别的制服而且戴特别的徽章。小学时代的纠察队长就和高中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一样出风头。我很想穿队长的制服，便决定去竞选。
第二章学生时代（2）
选举结果我以20票对22票落选，我非常失望。第二天下午我去看周六下午场电影，前排坐着我们班上长得最高大的同学，他转过身来看到我说：“傻瓜，你落选了。”
我说：“我是输了，但你为什么骂我傻瓜？”
他说：“因为班上只有38个人却有42票。你连算术都不会吗？”
原来我的对手多塞了几票。我回去告诉老师有些同学投了两票，她告诉我不要再提这件事，她不愿再生风波，就把这件事掩盖起来了。这件事对我有深远的影响，这是我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人生并不是永远公平的。
除此之外，我在学校非常快乐。我是个用功的学生，许多老师都很喜欢我，常叫我去擦黑板、清理黑板擦或敲学校的钟。如果你问我上大学及研究生时老师的名字，我说不出三四个，但我仍然记得在小学及中学教我的老师的名字。
在学校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表达自己。我的九年级老师罗伯特小姐要求我们每周一早上交一篇500字的作文。周复一周，一年之后我们学会了如何利用写作来表达自己。
她常利用《读者文摘》上的词汇游戏让我们做当堂测验，这促使我养成了阅读每一期《读者文摘》词汇测验的习惯，至今不变。
经过几个月的测验下来，我认得许多字词，但我还是不会造句。这时罗伯特小姐开始教我们即席演讲，我的表现不错，后来我加入了由拉丁文老师指导的辩论队，从那儿开始我学会了演讲的技巧以及如何做即兴演说。
起初我非常害怕，全身都不对劲。一直到今天，每当演讲之前，我还是有点紧张。但在辩论队的经验对我十分有益。即使你装了满脑袋的好主意，假如你不能让人了解，等于没用。在你14岁的时候，没有比辩论“是否应该废除死刑”更能培养演讲技巧的了。1938年时这是个热门的话题，我为了这个题目从正反两方至少各做了25次辩论。
风湿热带来的转变
第二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得了风湿热，第一次感到心跳加重，觉得自己的心脏好像跳出来了，我几乎吓昏了。医师说：“别紧张，上面放个冰袋就行了。”我很害怕：“把那些冰块放在我胸口上干什么？我一定快死了！”
那个时候风湿热确实能致人死亡，我得吃桦皮丸来消除关节的感染。因为药的酸性太强，我每15分钟还得吃止酸丸以防止呕吐（现在已改用抗生素了）。
风湿热有伤害心脏的危险，我还算幸运，虽然体重轻了40磅，在床上躺了6个月，但还是完全康复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关节固定板——用来减轻我膝盖、脚踝、胳膊肘和手腕关节的剧痛。这种原始治疗法的确能降低关节的痛苦，但却让你的皮肤像三级烧伤那么疼痛。
在生病之前，我原是棒球好手，也是纽约扬基队的球迷，那几位意大利后裔球员是我的偶像。和其他小孩一样，我梦想自己将来也能参加职业球队，但这场大病让我完全转变了，我放弃了体育运动开始玩象棋、桥牌，而且特别喜欢扑克牌。我现在还是喜欢玩扑克，而且经常赢，这个游戏可以让你学习如何去利用机会、何时该放弃、何时可以唬人。（这几招在日后与工会艰苦谈判的时候都派上了用场！）
最重要的是当我卧病在床的时候，我爱上了阅读，我废寝忘食地读任何拿到手上的东西，我特别喜欢约翰·奥哈拉的小说，我姑妈带给我《在萨马拉的约会》（AppointmentinSamarra）这本书，在那时被视为相当黄的书。我的医生在我床上看到这本书非常生气，他觉得一个心脏衰弱的年轻人不应该看这样的书。
许多年后一名记者访问我的时候，我碰巧提到了这本书，她于是问我这本讲企业管理的小说是否对我将来选择事业造成了影响。天啊！绝对没有！我唯一记得的是这本书使我对性产生了兴趣。
我想我在学校也是很用功读书的。我在高中几乎每年都名列前茅，而且数学都考到优等。我参加了拉丁文俱乐部，成为三年级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并得奖，但往后40年我从未用过拉丁文！不过懂得拉丁文帮助我认识了更多英文词汇，而且我是少数能在周日弥撒听懂神父说什么的小孩之一。后来约翰主教改用英语做弥撒，我从此再也用不到拉丁文了。
第二章学生时代（3）
热衷课外活动
做一个成绩好的学生虽然很重要，但是还不够。我一直热衷于课外活动。在高中的时候，我在话剧社和辩论社都很活跃，病后我无法再做剧烈运动，只好去当游泳队的“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