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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出剩下的最后一张牌，我问：“那么比尔的意见如何？我想知道他的想法。”
亨利说：“我已经做了决定。”
我很失望但并不惊讶，毕竟血浓于水，而且比尔也是福特家族的一分子。
我说：“我还有一些权利，我希望我们在那件事上不要有任何争议。”我所关切的是我的退休金和其他退休报酬。
亨利说：“我们可以解决那些问题。”我们同意记录上我是1978年10月15日从公司辞职，那天也是我54岁的生日，假如我比那天早一点离职，我会丧失许多利益。
到此为止，我与亨利的交谈彼此都很平静。然后我把话题抢了过来，我列举了我在福特汽车公司一系列的成就，为亨利立下的汗马功劳，我提醒亨利我们这两年创纪录的优异表现，我要他清楚他丢掉了什么东西。
讲完以后，我接着说道：“看着我。”在这之前，他始终无法正视我，我的声调开始升高，我也了解这将是我们最后的交谈。
第十一章摊牌（5）
我说：“你将坐失良机！我们刚赚了108亿美元，过去两年我们赚了35亿美元。但记住我的话，亨利，你将再也看不到108亿美元了，你知道原因吗？因为你根本不懂我们是怎么赚钱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亨利是个花钱大王，但他根本不了解钱是怎么赚的，他只会坐在象牙塔里说：“我的天，我们真是赚钱！”他整天在那里滥用权势，但他从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做的。
我们的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比尔诚心劝他哥哥回心转意，但这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也太晚了，我们离开亨利的办公室时，比尔泪流满面。他一直说：“这真不该发生，他太残忍了。”
然后他使自己恢复平静，他说：“你在公司里32年了，他居然毫无理由地解雇你。你真的很了不起，一辈子没有人敢像你刚才一样对他，我很惊讶他居然没有发作。”
我说：“谢谢你，比尔，但我死了，你和他还活着！”
比尔是个好人，他是福特家族的一员，身不由己。我和他仍然是朋友，我知道他真心希望我继续担任总裁，就如同他真的认为他无力阻止这件事一样。
我回到办公室以后开始接到一些朋友和同事的电话询问，我被炒鱿鱼的事显然已经传开了。那天结束之前，亨利发了一道非公开的通知给高级经理，上面写着：“从现在开始由考特威尔负责公司工作。”
有些人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收到这份通知的，但大多数人是在他们停在经理停车场的汽车座位上看到这张通知的。有人后来告诉我是亨利自己亲自下去放的，这可能是他确保把这件事做好的唯一方法。
那天下午离开办公室时我感觉很轻松，我在车里对自己说：“感谢上帝不必再听他胡说八道了。”我被解雇的时机还算不错，上半年刚结束，我们的盈利打破了过去的纪录。
我回家后接到了小女儿莉娅哭着从网球训练营打来的电话，这是她头一次离开家，她刚从收音机听到我被解雇的消息。
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每当我回想那痛苦的一周，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莉娅在电话里哭泣。我恨亨利这样对我，但我更恨他的做法，他使我没有机会在全世界都知道以前先坐下来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莉娅不仅伤心，也很生气我没有事先告诉他我快被解雇了，她无法相信我原先并不知道这件事何时发生。
她问我：“你怎么会不知道？你是这个大公司的总裁，你总是知道会有什么事的。”
我说：“亲爱的，这次我真的不知道。”
她那周很痛苦，我想一定有些小孩幸灾乐祸，看平常养尊处优的总裁之女终于受到了惩罚。
不久后事情就很清楚了，亨利解雇我的决定是一时冲动下所做的，虽然这件事最终还是无法避免。那一周公司刚寄出一套1979年野马的先期宣传资料，里面有一张我站在新车前面的照片。几周之后，由比尔·伯克取代我代表公司在迪尔布恩出席了这次活动。
别人说爬得越高，摔得越重，我那个星期可摔得不轻，我顿时和我过去所开除的人命运相同了。
几个月后我加入克莱斯勒时，必须要将几百名高级经理解雇以使公司活下去，我尽可能做得很和缓。而这次是我平生首次尝到了被解雇的痛苦。
被解雇之后我仿佛觉得自己不再存在，也不能再说“野马之父”这类的话。我过去的下属、同僚以及我的朋友都很怕见我，昨天我还是英雄，而今天我却成为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
昨天我还是英雄，而今天我却成为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人人皆知亨利准备对艾柯卡的支持者进行大规模的整肃，任何人如果不完全切断与我的所有关系，就必须冒被开除的危险。
我过去的朋友也开始停止打电话给我，因为他们担心电话被窃听，他们在汽车展示会上看见我会赶快转头看别的地方，有些真正有勇气的人会上来和我很快地握个手，然后在底特律《自由新闻》的摄影师捕捉镜头之前，匆匆离去，毕竟亨利可能会在报上看到照片，然后下令处决公开与被放逐的人在一起的抗命者。
第十一章摊牌（6）
痛苦的教训
在我被解职的那一周，曾是我亲密的工作伙伴以及负责公司全球公共关系业务达20年的墨菲，半夜接到了亨利的电话。
亨利问道：“你爱艾柯卡吗？”
墨菲说：“当然。”
亨利说：“那你被开除了。”
亨利次日取消了他这项命令，但这可以告诉你他有多疯狂。
几个月之后我的两个老朋友为我举行了一次宴会，只有几个福特汽车公司的人来参加，其中只有比德威尔是公司的高级经理，他真是很冒险。第二天一早他去上班就被传讯，他们问他：“我们想知道昨天的宴会里有谁？”
对我而言，这件事虽已结束，但伤害却持续甚久。我在公司有一个最好的朋友，25年来与我的家庭往来密切，每周五晚上我们一起打牌，我们的家庭也共同出外度假。但我被解雇之后，他连电话都没打过一个，玛丽在1983年去世时，他甚至连葬礼都没有参加。
我父亲常说，你死的时候有5个真正的朋友就不枉一生了，我顿时了解了他的意思。
这是痛苦的教训，你可以和一个人做几十年的朋友，你可以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当事情变坏时你曾去保护他，但等你自己碰上不幸时，却再也看不到他的人了。
这会使你认真地问自己几个问题。如果我可以再来一次，我是否把我的家庭保护得更好？她们的压力非常大，几乎难以承受。看着自己的妻子病况日益严重（在我被解雇之后不到3个月，玛丽第一次得心脏病），我怀疑我是否有能力保护她们。一个残忍的人和残酷的命运改变了我的人生。
被解雇使我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如果有人打个电话给我说：“我们一起喝杯咖啡吧，我对你的遭遇很不平。”这样我都会觉得好得多，但大多数过去在公司的朋友都抛弃了我，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打击。
某种程度上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态度。公司受独裁者的控制并不是他们的错，如果他们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就要冒丢掉工作的危险。他们有抵押贷款要付，而且也必须为他们的孩子着想。
董事会追随领袖
但董事会呢？这些人是福特汽车公司的监护人，理应起到制约和平衡的作用，以防止高层滥用权力，但我觉得他们的态度是：“只要我们的利益被照顾得很好，我们就追随领袖。”
当亨利命令他们在亨利和我之间做选择时，为什么他们让亨利把他们充分信任的人解雇？他们未必能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但至少有些人可以辞职抗议，但没有一个人这样做，没有一个人说：“真丢脸，这个人一年为我们赚进几十亿美元，而你居然要解雇他，那我也不干了。”
在我有生之年我非常想弄明白：这些董事们如何能高枕无忧？他们为什么不挺身而出面对亨利？至今我仍不能理解那些董事对外界或扪心自问时，如何为他们的决定辩护。
我离开公司之后只有玛丽安·海斯克尔、乔治·巴纳特和乔·卡尔曼三位董事与我还有联系，我去克莱斯勒签约那一天，玛丽安打电话来向我道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