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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乾隆才召见这些英国人。中英之间历史性的相会就在大幄之内举行，正式觐见之后就是官方宴会。第二天，马戛尔尼跟随乾隆皇帝去参观佛寺，并游览了热河的宫苑，就是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英国人游览得很愉快。
1793年的9月17日是乾隆皇帝的八十三岁寿辰，他在山庄内的“澹泊宁静”里接见了包括蒙古亲王和缅甸使臣等前来祝寿的人。根据军机处档案记载，马戛尔尼和他的副使斯丹敦走到龙座之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英国人虽然坚拒行跪拜之礼，但乾隆和他的官员却一开始就坚持这个天朝法度，即使英国人也不能例外。这些从远方而来的外国人被认真地告诫，以了解三跪九叩之礼的重要性。乾隆在上谕中表达得很清楚，为了维护在殿堂内行跪拜这个行之已久的礼仪，他是不会容忍任何人不行此礼。乾隆甚至强调，即使英国国王亲自来朝，亦要行此大礼。
跪拜在现代西方的论述里是一种屈辱和贬抑的行为，尤其在英国，跪拜通常会被联想到臣服之意。然而，清帝国象征着儒家世界的秩序，视跪拜为理所当然，是由来已久的单纯动作，向宗主国表达尊敬之意，对行礼者本身并不构成侮辱。乾隆是不可能准许马戛尔尼只屈一膝，因此而破坏存在已久的觐见礼仪；乾隆也不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做出退让。事实上，军机处特别在8月18日向征瑞发了上谕，要这些英国人“其瞻觐时自必能恪遵仪节（跪拜之礼）”。再说，如果英国大使拒绝行跪拜之礼的话，清帝极不可能邀请他和其随员，又在9月18日的晚上走访万树园，参加夜宴和观赏烟火。很有可能的是，这位英国大使最后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了跪拜之礼，希望能因此达成这次出使的任务。无论如何，尽管英国人一直否认，但马戛尔尼是行了跪拜之礼的。不仅军机处档案证实了中国方面的说法，而且俄罗斯的口译人员瓦里底基（Vladykin）也证明“这位英国大使的确行了三跪九叩之礼”。
这个英国使节团在9月21日离开了热河，并于9月26日返回北京。在英国人离开之前，乾隆已经获悉他们请求在北京长驻使节和扩大沿海通商等要求。因此乾隆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表示，如果这些要求获准的话，将无可避免地要变更中国的体制，所以在谕旨中说：“断不可行。”若非已经事前承诺，他真想取消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为款待这些英国人所设的宴会。这是对英态度的一大转折。乾隆在最初还热心地于8月14日经由军机处向征瑞发出上谕，要尽情招待这些外国宾客，包括在圆明园内举行龙舟表演。但是当英国要挑战他的体制时，使他倒足了胃口。
马戛尔尼为了再与乾隆沟通，不顾关节疼痛引致的走路蹒跚，在9月29日星期天前往海淀，希望在乾隆的回程路上跟他会面。但乾隆要尽快送走这个使节团，并下令立即把所有在圆明园内展示的英国贡物撤走。不过，乾隆尽管很不愿意，但回京途中为了对远来的宾客表示他的慷慨，还是由军机处向总管内务府大臣征瑞发出上谕，要对这些远在他乡的外国宾客给予适当的居所、饮食和款待，包括游览圆明园和附近的万寿山。另外，他们也出席了在圆明园大东门为欢迎乾隆御驾回京所举行的典礼。
在9月30日那天，这些英国人在凌晨4点钟就起床，并且大约6点钟左右就到他们下榻处的庭院内集合，以便加入在圆明园北边迎接乾隆回京的数千人行列之中。乾隆坐在八人大轿里面，后面跟着一辆马车。身着盛装的军队每隔50码（约46米）就站着一个士兵，当号角吹起，乾隆的队伍在整洁如新的道路上缓缓前进。巴隆观察到，一阵号角声宣示皇帝即将到来，接着伴随着轻快的音乐。就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听到喇叭、笛声、琴音、长号、弦乐和各类型的音乐。乾隆经过骑在马背上向队伍敬礼的巴隆，可是马戛尔尼并没有机会跟乾隆说话。他跟权臣和于10月2日在圆明园内有一个短暂的会面后，筋疲力尽地返回北京。原定在圆明园招待英国宾客的宴会，也被改在紫禁城里举行，作为饯行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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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使马戛尔尼来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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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设定10月7日（根据中国历法是九月的第五天）也就是饯行晚宴后的第五天，为英国人离开中国的最后期限，因为被视为一般朝贡队伍的英国使节团任务已经完成。在献上全部贡物及收取天朝回赠礼物之后，按中国人的看法，英国人已经没有留在中国的理由。
军机处档案收藏了一首乾隆就马戛尔尼觐见所作的诗。诗的内容反映了一个不需要怀疑的事实，就是乾隆决意要把英国同样置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规范当中：
博都雅昔修职贡，
英咭今效荩诚；
竖亥横章输近步，
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笃，
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
衷深保泰以持盈。
对于乾隆来说，他并不是要采取闭关政策，而是要捍卫他自己的世界秩序，这对他庞大帝国的安全与和平至关重要。在他的思维里，让英国在北京长驻使节或把民族国家体系强加到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乾隆同时关切军机处奏报，当得知英国人被要求离开时表现不悦，他敕谕沿岸的总督要多加注意和提防，以防不满的英国人可能借故扰乱沿岸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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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使节团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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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5年，也就是马戛尔尼爵士离华后不到两年，荷兰的使节团就在蒂进（IsaacTitsingh，1745—1811）和范巴澜（AndreasEverardusvanBraamHouckgeest，1739—1801）的带领之下来到中国。范巴澜于1790年开始在广州管理一家荷兰工厂，他对中国有强烈的兴趣，并希望能代表荷兰出使北京。他趁着1795年至1796年之间是乾隆登基六十年大典的机会，在巴达维亚（即今天的印尼雅加达）自我推荐派出祝贺团。巴达维亚的总督接受了这个建议之后，却任命曾经在日本长崎港内的出岛掌管一家荷兰工厂的蒂进为大使，范巴澜只成为他的副使。
蒂进于1794年8月15日从巴达维亚起航，两天后与范巴澜会合，并登上他的船。然后荷兰使节团在严冬季节从广东出发前往北京，一路上饱受恶劣的居住环境和食物之苦，对他们来说这趟旅程“跟强行军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窘境引起了清廷的注意，乾隆皇帝特别于1794年12月22日敕谕，在荷兰使节团回程的时候，要给予他们跟英国人同等的礼遇。
这个荷兰使节团于1795年1月9日抵达了清帝国的首都北京，而第一次觐见皇帝是在1月12日。他们在清晨5点钟乘马车来到紫禁城，当乾隆皇帝现身的时候，他们全都行了跪拜之礼。他们发现这位身穿黑色裘皮的老皇帝“有雍容和慈祥的外表”。也许因为他们十分顺从中国的礼仪，因此荷兰人比英国人更受到善待，日程包括在1月27日跟乾隆一起参观天坛。他们毫无疑问比英国人看到了更多北京和附近郊区的景观。
荷兰使节团跟随乾隆于1月30日来到圆明园，并在海淀留宿。到了第二天的清早，荷兰大使在这座御园内也行了跪拜礼。在太阳初现之后不久，八十四岁的乾隆端坐在位于“山高水长”大校场里的一个蒙古包内的扶手椅上。他同时接见荷兰与朝鲜的使臣，而朝鲜的使臣是专程来敬贺乾隆登基六十周年的。乾隆后来邀请这些来自朝鲜与荷兰的宾客，跟他一起在这个大校场的林间空旷的地方，同进早膳。每一张桌子摆满五十道菜和葡萄酒，并且有惯常的杂技和舞蹈表演。上了年纪的乾隆亲切地跟他的宾客们讲话，并以音乐和相声来娱宾。可是，范巴澜并不喜欢这种中式娱乐表演，因为他不能理解表演的内容而感到厌倦，所以一点趣味都感觉不到。其后，他们一行人很不寻常地被带去参观“九州清晏”内的皇帝寝宫。蒂进的观察记录如下：
无论是实景或图画，我都从来没有看过比这更迷人的地方。我们乘坐用黄绳拉动的雪橇，从这里跨过雪地到另一边。我们在那里参观了五座跟北京那些庙宇一样漂亮的庙宇，但它们所在的位置却优于北京的庙宇，除了它们是建筑在山坡上的台地之外，也因为周围的景色和假山，以及水景一览无遗的视野。对岸漂亮的建筑跟整个区域构成一幅难以言喻的美丽图画。在庙宇之巅，辽阔的视野尽览了北京城和这座迷人的宫苑……在中国绘画里所能欣赏到的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