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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圆明园遭遇到洗劫与焚毁一章时，力求作一个“无情的历史书写者”（dispassionatehistorian）；然而，不容置疑的史实与普世价值诏示我们，抢劫以及焚烧圆明园都是难以自圆其说、难辞其咎的行为。最近香港大学英文系一位副教授为文指出，下令焚毁圆明园的第八代额尔金男爵的父亲，任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时，即曾破坏文物，将希腊“帕提侬神庙”（Parthenon）里的塑雕大理石像运回苏格兰老家，被伟大的诗人拜伦（LordBaron）痛斥为太无天理与可恶的文物强盗；拜伦极爱希腊，故痛恨之至，因而要“让仇恨＇永远＇追索他（额尔金）的贪念”（Mayhatepursuehissacrilegiouslust！）。半世纪后，儿子走父亲的老路，不仅抢走圆明园里的珍贵文物，而且将抢不走的烧了。这位作者觉得，从希腊被盗的石像到圆明园的废墟，对之必须作道德的批判，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来合理化19世纪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是“不道德的”，因其乃人类共同记忆中非人性的案例，必须谴责。3
当年写作此书时当然有未见的资料，特别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大量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然今已数字化，极易引用；其中有关圆明园者至少有192笔，诸如乾隆九年元月总管内务府“谘典籍厅奉上谕，新岁朕奉皇太后驻跸圆明园，所有灯节恭进皇太后筵宴及赐蒙古王等筵宴，应照旧举行”；乾隆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傅恒奏：“辛未科庶吉士散馆，拟于十月四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伏候谕旨”；乾隆十八年大学士陈世倌奏报：“西洋波尔多噶尔亚国进贡来使巴哲格，应赍方物进献，据钦天监择吉至日，带领来使至圆明园进献，恭候内廷收讫，知会内务府等所，有赐宴等事”；乾隆五十五年八月礼部“移会典籍厅，所有二十日正大光明殿筵宴其应行入宴之朝鲜等生番，在京一品文武大臣，外省提督巡抚，衍圣公，照例于是日五鼓，前往圆明园入宴”；道光十六年四月礼部“移会内阁典籍厅，本年丙申恩科典试，皇上驻跸圆明园，相应预行知会各衙门，凡开列读卷大臣务于四月二十日黎明各咸集圆明园，听候钦点”；道光二十年翰林院“谘稽察房奉上谕，庶吉士于四月十六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考试”；同年礼部“移会内阁典籍厅为本年十月初十，皇太后万寿圣节，皇上诣绮春园进表行礼”；嘉庆十年七月十八日圆明园“谘典籍厅为库掌伊萨布等呈，称皇上谒陵，请照例谘行各衙门于圆明园大宫门两边各部院衙门朝房，派人前来看守，并将人役花名谘覆本处”。类此档案文献均可补充本书所述，圆明园除游乐以外，颇有繁忙的公务活动。
内阁大库档案也为本书所述圆明园里的“罪与罚”提供新的例子，如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公兆德家人成禄在圆明园用刀戳伤袁朝礼并致死，刑部请旨将成禄即行正法。此未必是谋杀案，但不论动机为何，伤人致死按当时杀人偿命的原则，被判死刑不足为奇，也给我们提供了在圆明园内犯罪而被处死的例子。又从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五日的档案得知，看库步兵杨廷璧挖掘偷窃银库，也是拿送刑部严审；不过，巡防不力的参将李全等人则交兵部严加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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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简体版弁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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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英文版精装与平装只印了1000本，麦田中文版也只印了2500本，对圆明园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有资格的评论者必求之于中国大陆，故吾于简体版寄厚望焉。
汪荣祖
2005年8月6日
写于台湾嘉南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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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引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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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英文版原书《追寻失落的圆明园》（AParadiseLost：TheImperialGardenYuanmingYuan）于新世纪的第一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全美研究图书馆权威期刊《选择》（Choice）评选为2001年度“各学科最佳学术著作”（ListofOutstandingAcademicTitles）之一，出版社与作者都感到莫大的殊荣。今承钟志恒先生费心翻译成中文，衷心铭感。
圆明园是清朝五位皇帝：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皇家大乐园，历经一百五十余年的不断经营，工程几乎无一日中断，遂集明清园林建筑之大成，更包含西洋建筑，成为大清帝国的一颗灿烂明珠，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有名的大型宫殿式御园。
中国传统帝王在儒家的影响之下，正式宫殿的设计都要按照周礼的规格，虽望之俨然，庄严隆重，合乎礼教，住在里面却不一定舒适自在，自然会利用其雄厚的资源，别建离宫，寻求舒适自在，满足享乐的欲望，于是汉有上林苑，唐有大明宫，宋有艮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辽、金、元，也在北京一带建筑皇家园林。到明清时代，建筑跟庭园设计，经过数千年之演进，已臻成熟，甚至完美的境界。清朝皇帝即在此雄厚的基础上，挟其开国后丰厚的国力，在北京西郊营建了一系列的皇家园林，而圆明园就是其中最富丽堂皇的一座。
圆明园原是康熙给四皇子雍正的赐园，最初在规模上远逊于康熙本人的畅春园。雍正继统之后，逐渐将圆明园作为清帝的主园，因而开始扩建。清朝虽是少数民族政权，但汉化颇为彻底，无疑是一儒教帝国。雍正之重视礼教，固不在话下。他为了扩建圆明园，有意或无意中表露出为了享乐而有违礼教的顾忌。作为天子，举天下供奉一人，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作为一位好天子，却不欲过用物力，尽情享受。他登基不久，适逢母丧，特意延迟了正式入居圆明园的时间，可见自知园居是一种享乐，有碍儒家的丧制。
雍正皇帝一旦于1726年农历新正大张旗鼓入园之后，迅将园居作为常居。他显然觉得于心有愧，所以力言圆明园不仅是行乐之地，也是行政之所，并下诏在园内处理国政。他绝不是说说而已，立即在园中建起正大光明殿、勤政殿等官署，办起公来。朝中将相大臣亦络绎于途，来往于紫禁城与圆明园之间。惟当风雪严寒时，可免老臣朝见，不必为皇帝的园居付出过多的代价。雍正为了警惕自己，在园中的勤政殿里，高悬“无逸”两大字以自勉。雍正确实是一位勤奋的皇帝，似未因园居的快乐而妨碍公务。也许就他而言，可以在享乐与礼教之间得到一些平衡。
自此，圆明园成为皇帝常居之所，也因而成为活动频繁的一个中枢。从内阁大库档案可知，六部所报事由颇多与圆明园有关。诸如礼部于乾隆三年六月，知会指名官员于初十五日五鼓时分“赴圆明园内阁朝房齐集以便带领引见”；户部于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圆明园该部朝房集议河南省、田主、佃户交收租息事；乾隆于四十六年、五十五年分别驻跸圆明园，主持殿试事宜，又于五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设宴款待朝鲜等使节，以及在京一品文武大臣与外省提督等。皇上在圆明园设宴，引见官员，办理殿试、会试、复试等尤称常态，历五朝而不衰。
雍正扩建圆明园及其属园的欲望已很强烈，但比起乾隆皇帝来，可谓小巫见大巫。乾隆于1738年服完三年之丧后，正式住进圆明园。他自小就接受严格的训练，刻意要求自己，如何做一个符合儒家规范的好皇帝；然而他喜爱圆明园之深，以及大事扩建的欲望，难以自禁。在礼教影响之下，他自觉过多的营造与个人享乐有违儒家伦理，但在物质条件许可之下，仍然忍不住尽情大兴土木，以遂游观之乐的强大欲望。从他一方面诏谕不再营建，另一方面仍营建不懈的作为上，可见其矛盾的心理。他除了完成圆明园四十主景外，更向东扩建，营建完全以游乐为主的长春园，并六次南巡，将江南园林的精华，如狮子林等等，移植到扩大的圆明园。长春园以乾隆退休后的居所为名建造，然而事实上，早在他退休前四十年，长春园已经建成。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南巡的主要目的，名为探视民瘼，实为寻景建园。他为了建园所提出的种种理由，处处显示享乐与礼教在他心目中的天人交战。营建之欲终于战胜了简省民力之德，圆明园也就在乾隆时代成为万园之园。大清于乾隆晚年虽已由盛而衰，但圆明园的经营仍然不遗余力地持续，这是明显地糜费国库民财。
嘉庆皇帝集中财力兴修绮春园，并将其纳入圆明园，形成圆明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