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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衫冀�1850年为419％，1930年为168％；非洲中部（刚果）出口到比利时1928年为706％，1938年为807％，自比利时进口1928年为51％，1938年为46％，其余如英、法等国也从未达到如此之高的比例。参阅刘翠溶《殖民主义的经济面》，《经济学百科全书》1经济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6，第256页。
1937年之后的若干年内对大陆的贸易有所发展，主要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得东南沿海地带沦为占领区，加上与伪满洲国的贸易日渐扩大，因而出现了异动。如1937年对大陆出口额11834千元，1939年增至69960千元，进口额1937年为30474千元，1939年为36634千元，其中对广东出口增长幅度最大。AJ格来顿齐夫：《台湾经济展望》，联华银行经济研究室编译，生活书店，1945，第134～135页。
台湾各类进出口商品的对日贸易依存度究竟是如何分布的？涂照彦做了统计比较，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台湾作为殖民地其之于宗主国日本的附属地位，特摘引如下。
以上资料表明，日据时期台湾的对外贸易一面倒地依存于日本，在出口商品方面，米、糖、香蕉、酒精等99％均以日本为出口对象，输出贸易的对日依存度1910年后平均在80％以上，1930年达9055％。在进口商品方面，铁及铁制品、烟酒、木材及木板、车辆及其零件、水产品、纸类、面粉、乳制品、肥皂和火柴、纺织品等，亦90％以上依赖日本进口，最高者为100％。进出口贸易的整体对日依存度，1910年后均在60％以上。台湾经济被全面的卷入了日本市场的漩流中，台湾社会经济彻底地殖民地化了。
4对外贸易概观
台湾作为一个海岛型经济实体，历史上就是对外贸易相当发达的地区。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大量输出鹿皮、鹿肉、糖等商品，并作为中国商品中介贸易区而繁盛一时。清代米、糖大批输出到大陆沿海地区，并部分地解决了闽、浙、粤等缺粮地区的粮食问题。开港后随着西方列强的进入，台湾与世界的联系愈益密切，除了糖，还有茶、樟脑等，源源不断的运送到世界各地。因此，台湾的经济无论是殖民地或是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都是一种外向型的经济，经济发展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是很高的。
首先考察对外贸易在台湾经济中的地位。
上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形象的图景，它描述出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经济中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整体经济的贸易依存度早在1905年就达到了7027％，1920年更高达9245％。可以说，日据时期的台湾经济是以贸易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形态，而且这一贸易导向又高度集中于宗主国的日本，1905年对日贸易依存度为3914％，1910年即为60％以上，1935年更达7502％。换句话说，台湾经济是依附于日本的，台湾社会经济的殖民地性质在此暴露无遗。再与日本及同为殖民地的朝鲜比较，据坂田国助提供的资料，1931年人均贸易额台湾为104元，日本为81元，朝鲜为36元，台湾高过了殖民宗主国的日本，且大大高于朝鲜。坂田国助：《台湾经济》，转引自亚洲经济研究所《台湾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台湾综合研究》（3），昭和41，第7页。
日据时期台湾对外贸易的另一特点是贸易平衡上巨额出超的存在。
资料来源：《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第918～919页。1897～1944年间，台湾对外贸易入超金额累计36964万元，出超金额合计2301935万元，其中入超金额最大的是1899年，为754万元，出超金额最多的是1939年，为11805万元。出超总金额减去入超总金额净盈余达226497万元。对这227亿元的金额，有人说：“这些出超金额都被留在日本国内，成为殖民地台湾对宗主国日本的一种无偿贡赋。”陈碧笙：《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2，第207页。何保山则认为：考虑到开发台湾的日本资本、劳动、技术、企业人才的机会成本等，是不是足以抵消出超金额，值得考虑。何保山：《台湾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35页注2。此一观点在尚未有充分的资料佐证的情况下，难做最终的判断。至于日本人在台投资规模究竟如何，以下两个数字或可供参考：矢内原忠雄估算1926年末日人在台投资约有13亿元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1964，第55页。，另据子固推算，50年间日本在台湾的投资总额，若加上商业资本，约有20亿元之谱。子固：《台湾经济与日本》，《台湾银行季刊》创刊号。
5台湾的财政独立
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日本资本，是总督府在台施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期间，曾进行了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譬如铁路、港口、农业辅助及教育等部门等等，这些公共投资的来源主要是总督府财政，台湾总督府在此扮演着双重的角色：一面指导、促进经济成长，加强对台湾社会经济的控制；与此相联系，其另一方面则是借此以更为充分的利用台湾的资源，便利日本资本的进入，最终达成从殖民地搜刮财富之目标。本节即分析日据时期台湾财政发展状况及其间殖民当局财政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日据初期，刘永福的黑旗军及各地的抗日武装集团开展着抗日武装斗争，总督府在台有效统治网络尚未建立，对台湾的开发也未及进行。因此，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军政，台湾的财政几乎完全依赖日本国内的支持。1895年度台湾岁出决算2789万元均由临时军事特别会计支出。随着军政改为民政，各地方税收陆续缴纳到位，台湾自身的财政制度逐步开始确立，但由于镇压台湾人民武装斗争及完善统治机构等等各方面的财政支出巨大，岁入远不敷岁出，来自日本国内一般会计的补助依然是支撑台湾财政的骨干，以1896年度台湾财政为例，有如表3…11。
表3…111896年度台湾岁出入预算表单位：千元岁入岁出地租879制茶税208制糖税126制脑税395输出税141输入税380邮电电信收入520鸦片拂下费3557其他476合计6682本国岁入总计197197民政费3172税关费200递信费767制药所费1854机密费38台湾事业费4697军事费12670合计23398本国陆军军事费59354本国海军军事费38351本国岁入总计193425资料来源：森久男《台湾总督府糖业保护政策的展开》，《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创刊号）。参考平井广一《日本殖民地财政史研究》，ミネルブァ书房，京都，1997，第26页。很显然，1896年度台湾岁入仅668万元，而岁出却达到了2339万元，岁入仅及岁出的286％。岁出的最大项目是军事费，占岁出总额的541％。据统计，1895～1902年间，来自日本国内的军事费款项即高达9005万元，体现出了殖民政府作为暴力镇压机器的职能。
1897年2月26日《台湾总督府特别会计法》颁布，同年4月1日实施。该法规定：台湾总督府会计为特别会计，其岁出由岁入及一般会计补充金充之。平井广一：《日本殖民地财政史研究》，ミネルブァ书房，京都，1997，第11页。为补台湾各项行政及事业费之不足，日本政府每年都给予台湾大量的国库补充金，1895～1902年间共计2733万元。
对台湾殖民地财政的巨额资金补助给日本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895年台湾关系支出就占日本财政一般会计支出的33％，1895～1902年间平均所占比例亦达7％。森久男：《台湾总督府糖业保护政策的展开》，《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创刊号）。日本国内财政由于准备金不足、军费开支过大以及国内产业开发资金困难等，中央财政原就紧张，而殖民地财政更是成为严峻的课题。在日本财界和政界开始流行一种“台湾卖却”的论调，有人提议以1亿元的代价将台湾卖给法国，因为经营台湾得不偿失。因此，台湾财政如何摆脱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成为摆在日本殖民当局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1899年1月，时任内务省卫生局长的后藤新平提出《台湾统治救急案》，其要点就是围绕着财政问题而展开的。后藤主张：①节约行政费用；②开拓鸦片财源，举借外债；③修筑铁路、港口、下水道，扩张对岸航路，长期目标则是殖产兴业，以达成财政的独立。儿玉总督时代，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主导下，着手进行了具体的一系列开源节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