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事物，不能不探索还不理解的问题。每一番思考和探索的结果，都不可抑制
地在我胸膛里燃烧起艺术冲动的火苗子。我常常忍不住地暗自思忖：“我从
土改后的农村，写到文化大革命后的农村，如今跳过改革着的农村生活不写，
而一头扎到自传里去，合适吗？”
与此同时，爱看书的农村的读者，有的当面对我说，有的写信向我讲：
呼吁作家走出文艺界小圈子，到农村去，写写农民真实的心声，写写农村真
正面貌的作品给他们看。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
又“泡”在农村的作家，一定正在积极创作着他们所希望看到的小说。。。
我那本来已经不安的心，面对这样的呼唤和期待，羞愧得无言以对。
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虽人数不多，当时对我逼迫起来，却让我感到压力
很大。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召开“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约稿会，逼着我
这个最怕在会场上发言的人发了言。从此，我的朋友编辑吴光华同志就紧紫
地抓住我不放。他坦率地对我说：“你现在这样年纪就写自传早了点，先干
出个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再写它也不迟。”隔些日子，他不是打电话就
是写信催促我一回，使我把那根弦绷得紧紧的，不能有一点松懈。还有当时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江达飞同志，也把我逼得很紧。在我向他流露出对
写改革时期农村生活题村有畏难情绪的时候，他明确表态：“我对你有信心。
你是写农村生活的中年作家里有希望的一个，别让读者和关心你的同志失
望。”。。
六
如此种种，来自现实生活的，读者的，编者和诸位朋友的敦促，对我形
成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你不能退却，不应回避，必须直面农村生活现实，给
改革时期的农民做一个历史的记录，摄一些心灵和精神的面影！
我没有权利拒绝这样宝贵的鼓励和鞭策（即所谓“逼”）。我苦苦地自
省自问：为什么对新时期的农村生活有所困惑？因为我看到那里正处在进行
与完善过程中的改革很复杂，不易把握，难写。难写，正说明需要作家去写，
正说明给作家提供了用武之地。自己的誓言是：一辈子写农民，一辈子当农
民的忠诚代言人。如今发现了农民所关心的问题，农民需要我说话，我就应
该仗义直言。最后，我终于下个决心，“颂苍生，吐真情”，把刚刚草拟完
的自传体小说第一部《乐土》稿子包封起来，再一次走出书房，走进正在改
革着的冀东农村。最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周年的前几个月，写出了
现在奉献在同志们面前的这部《苍生》。
《苍主》的酝酿、构思、起草、修改的具体过程，同样很艰难、很复杂。
官是我在人生道路上受了挫折而没沉沦，“甘于寂寞，埋头苦写”，初步地
实践了“四个重新认识”的结果。对写出来的《苍生》的得失，我不想多讲，
也讲不清楚。作品本身体现了我对农村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希望与忧虑，
歌颂与暴露。同志们看了作品，自然会明了一切，我盼望着听到各位同志的
批评指导。
我又重新操起自传体小说，今年开始陆续发表。但我决不使自己埋到“回
忆”里去。我已经回到离故乡10 华里的、我们国家最基层的政权机构挂职了。
我要在那里一面写自传，一面继续观察、体验农村的新生活，追逐着它的发
展、变化的脚步，再做些历史的记录，再摄取些农民的心灵和精神的面影。
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草于北京
八月二十八日改于通州镇
高晓声
（1928——）
江苏武进人。上海法学院肄业，一九四九年入无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
习。历任苏南文联编辑，江苏省文化局文化科科员，江苏省文联专业创作员，
作协江苏分会副主席。是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一九五○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诗集《王善人》，小说集《七九小说集》及《高晓声小说集》。其中，
《李顺大造屋》、《陈类生上城》分获全国第一、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
每座房子都是一部受难史——《李顺大造屋》诞生记
不少读者问我，《李顺大造屋》是怎样写出来的？想从中得到一点启发。
我实在觉得尴尬，天下的事情，从来是动手做起来容易，总结经验教训就难
了。往往做成的事情本来还好，但因为总结的时候出了偏差，反而会把以后
的事情弄坏。所以总结也不是轻易做得的。况且我至今也不过写出几篇小说，
自己还是个小学生，哪里就有什么经验了！不说也罢！
于是，有人就酸溜溜地讽刺我说：“哎哟，谦虚真是美德！”
于是，也有人骂背皮说：“这家伙，‘祖传秘方’不肯拿出来！”
做人也真难，那就说几句吧。上了当，受了骗，莫怪我。
一
有人说，《李顺大造屋》，写一个贫苦农民，解放以后就想造三间屋，
结果三十年都没有造成，只是到“四人帮”粉碎以后，才算有了基础，新屋
在望了。
这种说法，不够全面。《李顺大造屋》，牵涉到的历史，不光是解放以
后的三十年，还有解放以前的十多年。这一点很重要。光看三十年，不再上
溯到四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是绝对不行的。那就不会懂得解放的伟
大意义，就不能理解新旧社会的本质区别，就不会看到中国农民的来龙去脉。
这就规定了我这小说必须从解放以前写起；通过李顺大一家的遭遇写出那个
时代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受到种种压迫，以及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的精神状
态。然后，自然而然地引导到李顺大的造屋思想，只有到解放以后才能产生。
从精神的突变反映出社会基础的突变，这是历史的真实，无需多加斧凿的；
已经把我的意思说清楚了。
第二个需要补充说明的地方，是李顺大三十年来，不但能够造成三问屋，
而且能够造成几个“三间屋”。从五二年到五七年的六年间他已经备足了三
间屋的材料。搞光以后，在六二年到六六年五年间，他又积起了造三间屋的
钱，前后应该是六间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顺大又有了三间屋的经济
基础，那就应该是九间了。如果不是五八年后四年的违反经济规律，如果不
是六六年后十年的经济破坏，而是这两个时期共十四年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
文化一直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那么，这十四年李顺大还能够积累起至少九
间屋的资力。所以，按理说，三十年来，李顺大应该有能力造成十八间屋。
岂止是三间！这个意思，我是在小说里反映出来了，决不是臆测，而是彼五
二年到五七年，六二年到六六年十一年历史证明了的，足够说明在党的正确
路线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
但是，李顺大三十年来确实没有能够把房子造起来。
既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确实存在，既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
制度；那么，李顺大的房子为什么造不起来呢？这在“四人帮”粉碎以后可
以找到答案了。几乎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经历中看出来，三十年中我们遭到
两次灾难，那两次灾难都是由于党的路线出了毛病。这毛病害苦了李顺大，
害苦了大家，害苦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它何止阻碍了李顺大造成房子，更严
重的是阻碍了社会主义大厦的建成。如此，《李顺大造屋》就具备了重新认
识这一段历史的意义。
二
写这篇小说，开始的时候，我还不了解上述的意义。我只是想写写农民
造屋的需要和困难，通过这种困难写出农民的善良，俭朴和坚韧的性格。
我选择造屋这件事来写，倒并不是偶然的。我在农村几十年，千百次体
验到造屋是农民生活中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这种要求极其普遍，极其迫切。
时时处处，都听到这种谈话，看到这种行动。原因很简单：过去底子薄，现
在人口多，再不造屋就无法过日了，所以想天法也得造。
可是农民一年劳动的收入很少，造一间房子的代价却很大。即使在正常
的情况下也很困难，怎禁得那风浪的颠簸。
他们总说：“造物就是创家立业，又是倾家荡产。”不了解农民，就不
懂得这句话。这就是说：“为了造屋，把一切都卖光了。”
这就是说，为了造屋，要终身拖债。
造屋，它甚至要一个人付出一生的辛劳，这也就是付出生命的代价啊！
这样艰难的事业，本来我们的党，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