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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五日灯下
茅盾
（1896—1981）
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曾用笔名郎损、玄珠、冯虚。浙江桐乡人。中共
党员。一九二○年与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任《小说月报》主编。一九二
六年春到广州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一九二七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
官，《民国日报》主笔。大革命失败后，东渡日本，一九三○年春回国，在
上海参加左联，并担任领导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文艺阵地》主编，
香港《立报》副刊“林言”主编，《笔谈》主编。一九三九年在新疆学院任
教。一九四○年赴延安，在鲁艺讲学。后到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日
文化工作。一九四六年冬至一九四七年春应邀到苏联访问之后再次到香港。
后由香港经大连、沈阳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筹备工作。一九四九年后，历
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协主席、文化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人
民文学》、《译文》第一任主编，中国作协主席。一九一九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小说《蚀》（包括《幻灭》、《动摇》、《追求》）、《虹》、《子夜》、
《腐蚀》、《路》、《三人行》、《春蚕》、《秋收》、《残冬》、《林家
铺子》、《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似二月花》，剧本《清明前后》，
散文集《白杨礼赞》、《鼓吹集》、《鼓吹续集》，评论集《夜读偶记》、
《关于历史和历史剧》、《杂谈短篇小说》、《反映社会主义时代推动社会
主义时代的跃进》及《茅盾评论文集》、《茅盾选集》、《茅盾文集》、《茅
盾全集》。
记录一段真实的历史——《子夜》诞生记
这一个题目在《子夜》的后记上我已经说过了，诸位看了那篇后记，已
可知道一个大概。不过诸位既然出下这题目，要我再谈谈，那就随便谈谈罢。
可以分做两方面来谈：第一是写作的动机，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住的不
大方便，每天住在三层楼上有点气闷，我便到日本走了一趟，在日本约二年，
一九三○年春又回到上海。这个时候正是汪精卫在北平筹备召开扩大会议，
南北大战方酣的时候，同时也正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
当时我眼病很厉害，医生嘱我，八个月甚至一年内，不要看书，不然则暂时
好了，将来也不免复发。我遵医嘱静心养病，并且眼疾而外，又病神经衰弱，
我便一意休养。每天没事，东跑西走，倒也很容易过去。我在上海的社会关
系，本来是很复杂的。朋友中间有实际工作的革命党，也有自由主义者，同
乡故旧中间有企业家，有公务员，有商人，有银行家，那时我既有闲，便和
他们常常来往。从他们那里，我听了很多。向来对社会现象，仅看到一个轮
廓的我，现在看的更清楚一点了。当时我便打算用这些材料写一本小说。后
来眼病好一点，也能看书了。看了当时一些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把我观察
得的材料和他们的理论一对照，更增加了我写小说的兴趣。
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
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
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
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
一九三○年春世界经济恐慌波及到上海。中国民族资本家，在外资的压
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威胁下，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更加紧了对工人阶
级的剥削，增加工作时间，减低工资，大批开除工人。引起了工人的强烈的
反抗。经济斗争爆发了，而每一经济斗争很快转变为政治的斗争，民众运动
在当时的客观条件是很好的。
在我病好了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转向新的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得
激烈的时候，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一）民族工
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
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
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
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我打算从这里下手，给以形象的表现。这样一部
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
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
更加殖民地化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
但是因为一九三○年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因此中国资产
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
性。当时，他们的“出路”是两条：（一）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二）
与封建势力妥协。他们终于走了这两条路。
实际上写这本书是在一九三一年暑假以前开始的。我向来的习惯：冬天
夏天不大写作，夏天大热，冬天屋子内生着火炉有点闷人，一九三○年冬整
理材料，写下详细大纲，列出人物表，男的、女的、资本家、工人。。。他
们各个人的性格，教养以及发展等等，都拟定了。第二步便是按故事一章一
章的写下大纲，然后才开始写。当时我的野心很大，打算一方面写农村，另
方面写都市。数年来农村经济的破产掀起了农民暴动的浪潮，因为农村的不
安定，农村资金便向都市集中。论理这本来可以使都市的工业发展，然而实
际并不是这样，农村经济的破产大大地减低了农民的购买力，因而缩小了商
品的市场，同时流在都市中的资金不但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增添了市
场的不安定性。流在都市的资金并未投入生产方面，而是投入投机市场。《子
夜》的第三章便是描写这一事态的发端。我原来的计划是打算把这些事态发
展下去，写一部农村与都市的“交响曲”。但是在写了前面的三四章以后，
夏天便来了。天气特别热，一个多月的期间天天老是九十几度的天气。我的
书房在三层楼上，尤其热不可耐，只得把工作暂时停顿。
直到“一二八”以后，才把这本小说写完。因为中间停顿了一下，兴趣
减低了，勇气也就小了，并且写下的东西越看越不好，照原来的计划范围太
大，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够。所以把原来的计划缩小了一半，只写都市的而
不写农村了。把都市方面（一）投机市场的情况；（一）民族资本家的情况；
（三）工人阶级的情况，三方面交错起来写。因为当时检查的太厉害，假使
把革命者方面的活动写得太明显或者是强调起来，就不能出版。为了使这本
书能公开的出版，有些地方则不得不用暗示和侧面的衬托了。不过读者在字
里行间也可以看出革命者的活动来。比如同黄色工会斗争等事实，黄色工会
几个字是不能提的。
本书为什么要以丝厂老板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呢？这是受了实际材料
的束缚，一来因为我对丝厂的情形比较熟习，二来丝厂可以联系农村与都市。
一九二八——二九年丝价大跌，因之影响到茧价。都市与农村均遭受到经济
的危机。
本书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人物想好，列一个人物表，把他们的性
格发展以及联带关系等等都定出来，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把它分章分段，
使他们联接呼应。这种方法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抄袭旁人的。巴尔扎克，他
起初并不想作什么小说家，他打算做一个书坊老板，翻印名著袖珍本，他同
一个朋友讲好，两个人合办，后来赔了钱，巴尔扎克也得分担一半。但是他
没有钱，只得写小说去还债。他和书店订下合同，限期交货。但是因为时间
仓淬，经常来不及，他便想下一个巧妙的方法，就是先写一个极简单的大纲，
然后再在大纲上去填写补完，这样便能按期交稿，收到稿费。我不比巴尔扎
克那样着急，不必完全依照他那样作。我有时一两万字一章的小说，常写一
两千字的大纲。
《子夜》开头第一章，写吴老太爷从农村走到都市，患脑冲血而死。吴
老太爷好象是“古老的僵尸”，一和太阳空气接触便风化了。这是一种双关
的隐喻：诸位如果读过某一经济杰作的，便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