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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从而丰富了马列主义的
理论宝库。在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成功地实行和平的赎买的政策解决了这个
问题，树立了典范，为今后工人阶级在其他国家取得政权处理这一问题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
全国解放以后，当时我国经济十分落后，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现代化的
工业经济，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和他的主子帝国主义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化工
业中的第二位。上海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资产净值是十四忆多人民币。毛泽
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
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
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
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
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明确
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
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
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
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
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一部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
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
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
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
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
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
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
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
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
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
敌我之间的矛盾。”
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问
题，而不是分清敌我的问题。《上海的早晨》对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
矛盾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所反映的工人阶
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解放初期开始，到一九五六年春全上海资本主
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不久结束全书。
一九五二年夏开始动笔，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写完第一部；因为我
是业余从事创作，没有完整的时间写作，只是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直
写到将要上班的时候才停笔；并且我没有倚马可待的才能，也没有一气呵成
的本领，我能做到的是当别人还在睡得香甜舒适的时候，便起床写作；当别
人在节日和假日休息娱乐的时候，就闭门写作。写完一部不急于发表，我采
取“冷处理”的办法，搁上它一、二年的时间，因为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写
完一部作品，自己在当时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为大概不错的，隔一段时间
再看看，人物的塑造有待加工，情节的发展还要补充，漏洞和粗疏的地方不
少，文字上需要推敲的更多，这时候比较冷静，就可以看出需要修改的地方，
请少数知己看看，听听别人的意见，然后慢慢再修改。修改一部作品所花的
时间并不比写一部作品的时间少，往往超出写一部的时间。
第一部作品搁下的时候，我就写第二部，那是一九五四年的事，大概也
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三日才写完。
第三部也是如法炮制，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写好二稿，子一九六五年
交出版社，因为有些章节要修改，从出版社取了回来，还没有等我改好（因
为当时在山西介休东湖龙公社参加四清运动，改一章搁一段时间），“文化
大革命”开始了。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将第一部改稿写完，一九五八年在《收获》发
表，同年下半年出版。第二部部分章节于一九六一年前后，曾在文艺刊物发
表和《北京晚报》连载，一九六一年冬出版单行本。第三部没有发表，更没
有出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变化以后，一九七九年春，第三部才在复刊
后的《收获》第一期和第二期刊载。第四部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改出二稿，
一九七九年冬在《新苑》文学丛刊发表。
三
“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我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首当其冲，
给我戴上“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那罪证便是我认识周扬等文艺界领导同
志，他们被封为“文艺黑线的头子”，而《上海的早晨》是毒草。但正式批
判我和《上海的早晨》是从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这一天，江青、
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在接见天津市干部和群众代表时，姚文元批判方纪同志
召开所谓“文艺黑会”，其中提到周而复包庇过方纪。周而复何许人也？任
过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宣传部副部长，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
是大毒草。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上定性，“他们”的喉舌上海《文汇报》立即紧
紧跟上，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还恶毒制造许多谣言，
强加在我头上。反动文痞点名批判我不久，机关里的造反派，通知我不要回
家，“四人帮”把我隔离审查了。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丁学雷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新华社立即播
发，全国各省市报刊转载。《人民日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后发表五整
版批判《上海的早晨》文章，刊登的文章都是“四人帮”在上海御用写作班
子组织写的，可见“四人帮”是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进行批判的，唯一
的例外，是“闻为革”写了一篇批判文章。“闻为革”何许人也？我当时在
对外文委工作，“闻为”者，文委也；“革”者，自命革命派也；大概也是
“四人帮”组织的，批判的是尚未出版的第三部。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常
常把进步的革命事物扼杀在摇篮里，“四人帮”更有甚者，扼杀尚未出世的
“胎儿”，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篇文章内容是和丁学雷一鼻孔出气的。
“四人帮”不仅在全国搞批判，还在中国出版的外文刊物上发表批判《上
海的早晨》的文章，因为这部小说曾被翻译成英文、日文、俄文、阿尔巴尼
亚和越南文本等出版，他们要在国际上批倒这部小说。
丁学雷何许人也？是“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的化名，他的头子，原来
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个青年干部，姓徐名景贤，因为善于逢迎，
精干拍马，巧于投机，以鸣鞭为业绩，成为“帽子工厂”的伙计和“钢铁工
厂”的打手，深得张春桥、姚文元的宠爱，一跃变成中共上海市委第三号人
物。徐景贤主管文教，控制舆论，对张春桥、姚文元亦步亦趋，唯命是从。
姚文元定基调于北京，于学雷吹喇叭于上海，南北呼应，一唱一和，十分协
调，于是乎批判《上海的早晨》的黑文出焉。
于学雷这篇所谓评《上海的早晨》的文章，首先给作品戴上一顶大帽子：
“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真是一言九鼎，铁案如山。
丁学雷不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