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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扶住真阳，使阳气旺而阴邪自消，真阳复则精血津液自生。认为“阳旺一分，阴即旺一分，阳衰一分，阴即衰一分。”“火盛则水盛，火衰则水衰。”据此，他常用大剂姜、桂、附等辛温燥烈之药，治愈许多杂病中的阳虚重证，而饮誉蜀中，以致世人尊称之为“郑火神”。
《医法圆通》共四卷。书首揭示用药弊端种种，谓：“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实据者何？阴阳虚实而已。”“总要探求阴阳盈缩机关，与乎用药之从阴从阳变化法窍”。如此才不致药不对证。故卷一卷二分别列举杂症数十条，辩明内外，判以阴阳，尤重阴阳实据及活法圆通之阐发，经方时方皆纳于内，示范其具体运用之妙。卷三为辨认邪胜热炽血伤病情，阴盛阳衰及阳脱病情，各举出数十条，以资印证。又其立论辨证，强调脉证合参、舌证合参，其论脉谓：“脉无定体，认证为要，阴阳内外，辨察宜清。”相舌则谓：“舌之分辫，实属繁冗，亦难尽举，统以阴阳两字尽之矣。”其用药须知，则引伸《伤寒论》汗、吐、下之义，用以治杂病。立出宜汗6条，病有不宜汗者22条；病有宜吐者6条，病有不宜吐者5条；病有宜下者15条，病有不宜下者21条。可以认为，书中一条就是一个事实，就是郑氏多年临证凝聚的一条经验，殊堪宝贵。卷四“再将六经主方，圆通活泼之妙，略言一二，庶学者不执于方，明理为要。”其中四逆汤之圆通应用法，即达23条。最后郑氏说：“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学者苟能洞达阴阳之理，自然头头是道，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对仲景三阴病理法方药之发挥，实达精深入微之地步。
郑氏所著《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二书，虽早已传诵医林，惟其原书文笔简练，脱落也多，临床活用，尚待发明，故加以点校、阐释，补明方药，旨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限于本人学识浅薄，治病功力不足，文中不周或错谬之处，自知不免，敬祈同行不吝指正。
原书有敬云樵氏（名知非）之评1，眉批顶上，不便横排，故改写在原文之后，阐释之前，只加点校，不作注解。校勘一般不出校语，以“（）”标明错文或衍文，校改后之正字或补入者，则用“〔〕”标出。原文中双行小字夹注，今改为五仿单行，并前后加圆括以示区分。全书正文之后附方剂索引170方，按笔划顺序排列，正文中出现的方剂名（多为缩写或简称）之后均标明方剂索引序号，以便读者查检。
又成都中医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侯占元一直倡导继承发扬郑氏的学术思想和独到经验，故从多方面予以协助，初稿完成后，经成都中医学院戴佛延教授、四川华西中医药研究所吴传先所长惠阅，提示许多宝贵意见，加以修改。郑氏原书，仅列举方剂名称，而无方剂来源及组成药物，笔者多方考证，并经成都中医学院方剂教研究室主任陈潮祖教授为之查正，尚有少数方剂暂缺。定稿后，更承成都中医学院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郭子光教授对本稿某些部分作了建议并亲自审阅；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组长李一氓再赐题签，谨在此并致谢意。小儿高龙，高骧代为收集资料，负责抄写，勉其潜心学习，以承家学。
众所周知，目前古籍整理出版存在诸多困难，而巴蜀书社高瞻远瞩，以宏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继《医理真传》出版后，又慨允本书列入选题，精心编辑审核付梓，实为医家、病者、及广大关注中医学事业发展之中外读者之幸事。特在此略申数言，聊表由衷谢忱之万一。
唐步祺
一九九○年二月于成都
医法圆通卷一
用药弊端说
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一）。实据者何？阴、阳、虚、实而已。阴阳二字，万变万化，在上有在上之阴阳实据，在中有在中之阴阳实据，在下有在下之阴阳实据。无奈仲景而后，自唐、宋、元、明以逮本朝，识此者固有，不识此者最多。其在不识者，徒记几个汤头，几味药品，不求至理，不探玄奥，自谓知医。一遇危症，大海茫茫，阴阳莫晓，虚实莫辩，吉凶莫分，一味见头治头，见脚治脚。幸而获效，自夸高手，若不获效，延绵岁月，平日见识用尽，方法使完，则又藉口曰：“病入膏肓，药所难疗。”殊不知其艺之有未精也。更有一等病家，略看过几本医书，记得几个汤歌药性，家人稍有疾病，又不敢自己主张，请医入门，开方去后，又或自逞才能，谓某味不宜，某味太散，某味太凉，某味太热，某味或不知性，忙将《本草备要》翻阅，看此药能治此病否。如治与病合则不言，不与病合，则极言不是，从中添减分两，偶然获效，自矜其功，设或增病，咎归医士。此等不求至理，自作聪明，每每酿成脱绝危候；虽卢、缓当前，亦莫能治，良可悲也。更有一等富贵之家，过于把细，些小一病，药才入口，稍有变动，添病减病，不自知也，又忙换一医，甚至月延六、七位，每每误事。不知药与病有相攻者，病与药有相拒者㈡，岂即谓药不对证乎？何不多延数时，以尽药力之长哉！余观古人称用药如用兵，有君臣，有佐使，有向导，用缓攻，有急攻，有偷关，有上取，有下取，有旁取，有寒因寒用，热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诸法，岂非知得药与病有相拒相斗者乎？余愿富贵之家，不可性急，要知病系外感，服一三道发散药，有立见松减些者。气滞、食滞、腹痛、卒闭之症，服行气、消导、开窍之品，有片刻见效者。若系内伤空虚损日久，误服宣散、清凉、破气、滋阴等药，酿成咳嗽白痰，子午潮热，盗汗骨蒸，腹胀面肿，气喘等症，又非三五剂可见大功。所以古人治病，有七日来复之说，或三十剂，五十剂，甚至七八十剂，始收全功者矣。最可怪者，近之病家，好贵恶贱，以高丽参、枸杞、龟、鹿、虎胶、阿胶、久制地黄、鹿茸等品，奉为至宝，以桂、麻、姜、附、细辛、大黄、芒硝、石膏等味，畏若砒毒。由其不知阴阳虚实至理，病之当服与不当服耳㈢。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无奈今人之不讲理何。故谚云：“参、芪、归、地，治死人无过；桂、附、大黄，治好人无功”。溯本穷源，实由于不读仲景书，徒记几个幸中方子，略记得些各品药性，悬壶于市，外着几件好衣服，轿马往来，目空一世，并不虚心求理，自谓金针在握，仔细追究，书且点不过两篇，字且画不清几个，试问尚能知得阴阳之至理乎？东家被他桂、附治死，西家被他硝、黄送命，相沿日久，酿成此风。所以病家甘死于参、芪、归、地之流，怕亡于姜、附、硝、黄之辈，此皆医门之不幸，亦当世之通弊也㈣。余愿业斯道者，务将《内经》、《难经》、仲景《伤寒》、《金匮》、孙真人《千金翼》诸书，与唐、宋、金、元，朱、张、刘、李并各后贤医书，彼此较量，孰是孰非，更将余所著《医理真传》，并此《医法圆通》，留心讨究，阴阳务求实据，不可一味见头治头，见咳治咳，总要探求阴阳盈缩机关（五），与夫用药之从阴从阳变化法窍，而能明白了然，经方时方，俱无拘执。久之法活圆通，理精艺熟，头头是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观陈修园先生《三字经》，列病数十条，俱言先以时方治之不效，再求之《金匮》；明是知道近日医生之胸中也。然时方如四君51、六君36、四物46、八珍8、十全4、归脾59、补中88、六味35、九味9、阴八70、阳八71、左归38、右归39、参苏103、五积26、柴苓132、平胃37、逍遥133、败毒6等方，从中随症加减，亦多获效，大抵利于轻浅之疾，而病之深重者，万难获效。修园所以刻《三字经》与《从众录》之意，不遽揭其非，待其先将此等方法用尽，束手无策，而后明示曰，再求《金匮》，是教人由浅而深，探求至理之意也。窃以《金匮》文理幽深，词句奥古，阅之未必即解其至理，诚不若将各证外感内伤；阴阳实据，与市习用药认证杂乱处搜出，以便参究。余岂好辨哉！余实推诚相与，愿与后世医生，同入仲景之门，共用仲景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