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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他的暴力倾向。在精神病医院中，精神病人稀奇古怪的行为有时会因为护士、医士不再注意它们，不再强化这些行为，同时正常的行为又会带来真正的强化，这样那些怪异行为就会逐渐消失。使用行为塑造技术已经成功地治疗了自闭症、言语障碍的儿童和僵直性精神分裂症的哑巴成人。首先，只要他们注意到了“老师”就给予强化，例如，一支口香糖、一块糖或一杯汽水。然后要他们发出任何声音，与单词的发音越来越相似的声音，对问题作出反应等等，直到他们开始说话。
在多种情景中（包括精神病院、学校、少年犯的家庭）常使用的一种改变行为的技术就是代币制。代币可以是纸票、假钱等等，它是用来作为强化物的。个体获得了代币，就可以用它来交换食物、特权或是其他的强化物。为了获得代币，个体要做出某些特殊的行为：一个精神病院的病人必须打扫自己的房间，学生必须完成家庭作业，一个少年犯必须停止打架，去正常上课。虽然如果不使用代币制不一定就能导致良好行为，但是可能性还是挺大的。有的时候，行为的结果本身就是一种强化，所以就可以不用代币制。例如，病人打扫卫生的行为，可能因为清洁的环境而受到强化，学生的学习会因为学习的效果而受强化，那个少年犯可能因为与别人建立了新的友谊，学习上有了好的成绩而得到强化。
斯金纳举了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传统的心理医生治疗有些问题行为时会有效，因为他们给患者提供了非惩罚的关注。在一个被接受的、没有人吹毛求疵的治疗环境中，患者就会做出那些以前由于惩罚或惩罚的威胁而不敢做出的行为。他会回忆起曾经忘记的东西，会做出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或无逻辑的行为。在这些不会惩罚他的治疗师面前，那些曾经受到过惩罚的行为出现时，惩罚的效果没有了。换句话说，由于这些行为引起的情绪反应减少了，患者不会感到罪恶，这样也就不会努力逃避了。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斯金纳并不否认一些生理心理的障碍（例如大脑器质性病变）会导致问题行为的可能性。但是，他仍然继续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并且认为我们应该仔细分析这些因素，而不要去找什么其他的原因。
斯金纳的行为主义观念既可用于分析严重的异常行为或问题行为，也可用于分析日常生活中正常人的行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从各个方面提高自己。例如，我们会认为如果对别人更友善些会更好。为了做出这种行为改变，我们可以记录一下一周以来我们向别人讲述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的次数（有时仅仅了解这些数据是不足以改变我们的行为的），这个数据可以作为我们将来进行行为频率对比的基线。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目标来逐渐提高我们赞美别人的次数，这个目标应该足以使我们得到强化。为了帮助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定期地做一些对自己有强化作用的、令人愉悦的活动，比如去喝杯咖啡、去看电影、打场高尔夫球或是什么其他的活动，这些活动都应安排在我们赞美某个人之后。换句话说，在做出理想行为之后就给予正强化。
一旦我们达到了既定目标，就可以设定一个要求更高的目标。有时可以采用层进制（有些像代币制）：每一个对别人赞美的评价都视为一个点，要强化自己之前，必须达到一定数目的点。需要的点数逐渐增加。自我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它们是由自己强化的结果来维持的，例如我们赞美别人．别人就更可能以友好的方式对待我们，而这就有强化作用。
斯金纳晚年对老年问题比较感兴趣。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他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认为随年龄增长带来的身体上的不便和智力迟缓可以用多次练习的方法解决。为了记住要带伞，每次天气预报说有雨时你就把伞挂在门把上；为了记住即时产生的好的想法，身边常备一个笔记本或录音机；在你跟别人谈话时，为了避免你忘了你想要说的内容，就言简意赅；为了使自己仍保持思维活跃，就缩短每天工作的时间，在休闲的时候就别去做那些费脑筋的事，例如下棋或猜谜。休息时最好做一些与脑力活动无关的事。为了减轻你对死亡的恐惧，你可以多谈谈死的事，多和那些对生活充满渴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呆在一起而别老想着死的事，去参加一些有意思的活动。（他的意思是如果花更多的时间在愉快的事情上，就会用更少的时间来想死的恐惧）。（在波士顿杂志桑阿尔菲，科恩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引用斯金纳的话，他说他不怕死，但怕没有完成他的工作。在他去世前不久，纽约时报报道说斯金纳对自己何时死亡不感到担心和焦虑。很显然，他能以自己建议的那些方式去对待死亡。在1990年8月10日，大约在他去世前一周，在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年会上，他还作了简短发言，并因为他一生对心理学研究的贡献而受到该协会的奖励。）”这些就是斯金纳关于怎样欢度晚年的几条建议。（可以参阅本章结束时的参考文献《欢度晚年》。
第三章 B。F。斯金纳和激进的行为主义 评述
斯金纳的激进行为主义不是现存的唯一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派，但是它得到的关注最多。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是一个对我们传统的解释人类行为的方法的一个巨大挑战。正如我们前面详细讨论的那样，斯金纳不允许诸如情绪、观念之类的内部描述进入他对可观察行为的解释。他虽然承认情绪、思维的存在，但他不把它们视为行为的起因。在他看来，它们可以作为结果来解释：那就是情绪和思维是由基因物质来提供体验和思考的生理心理基础，由过去和现在的环境提供体验和思考的细节内容。
斯金纳以本质上相同的方式来分析诸如大声朗读、写字、开车、打球这类的外部活动和情绪体验、思考等内部事件。不论一件事是内部的、不可观察的，还是外部可观察的，关键的东西还是基因遗传和个体经历的外部环境，两者中又以后者为重。
这又使我们看到了斯金纳观点中的矛盾所在：情绪和思维不是行为的原因，而是需要解释的反应。这和我们在社会中所学到的东西截然相反，社会所教给我们的是在解释外部行为时，内部状态——诸如快乐、幸福、希望、勇气、沮丧、悲伤、气愤等等，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行为。
在这里我们重申前面曾提到的一点：斯金纳不允许我们将内部状态作为解释行为的原因。例如，在“因为他灰心丧气，所以今天没去上班”或“我感觉不错，所以今天干活特别有劲”这种描述中，行为被归因于情绪的好坏。但是，在斯金纳的分析中，你会发现，让一个职工不去上班，感到灰心丧气的是工作中缺乏正强化，而让人心情愉快、工作带劲是因为工作中有正强化。换句话说，内部的情绪状态是外部环境影响行为的副产品。
在解释行为时真有必要避开内部的情绪和状态吗？那样做有什么不妥呢？从斯金纳的角度讲，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如果不避开这些问题，在处理个人和社会问题时就会使我们走向迷途。不那样做就会使我们过分重视不可直接观察和改变的内部状态，而忽视了可以直接观察和改变的外部状态。简而言之，当我们没有直接去找问题的原因时就是在浪费时间。
斯金纳认为通过分析和改变强化的顺序，也就是行为出现的情景、行为本身和行为的结果，可以使个体和社会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而试图去分析和改变内部状态会是一条没有效率的弯路。在斯金纳看来，不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或迟或早，如果要改变外部行为——情绪、体验、思维、决策、计划、动机等，就必须改变外部环境。
对于斯金纳而言，为什么常依赖情绪和其他的内部状态来解释行为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其一是因为它们是即时的，也就是说它们总是伴随外部行为的出现而出现，是个人马上就会体验到的。例如，如果我们买到了劣质产品，我们会向那家商店写封信抱怨他们的产品质量不好。在我们写信的时候常会感到愤愤不平。如果要问我们为什么写这封信，最直接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的气愤。但是事实上我们写信的行为和气愤都是由外部的客观环境所引起的。由于诸如气愤、憎恨、爱、高兴或急躁之类的内部反应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