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古战场，也因苏东坡的词与文，而赋与了令人陶醉的色彩。至于杭州西湖里的翠堤春晓一景，只是经作过太守的苏东坡和白居易二位诗人所修筑，而具有了特殊的文化韵味。“东坡原是西湖长。”他生活过的颍州西湖，杭州西湖，惠州西湖，如今都是游览胜地。所以说，文人笔下的山水，其实倒是对文人最好的纪念。他们的笔墨，一旦与风光糅和到一起，成为名胜佳迹，便是永远也抹煞不掉的存在。
由此想到，对于文化名人的最好纪念，倒是应该在他们与山水的关系上，做做文章的。
近年来，故居热十分流行，将死去的名人，和活着的名人，曾经居住过的房屋保留起来，曾经使用过的器物收集起来，曾经书写过的原稿珍藏起来，其好意当然值得肯定。但一旦热情过度，缺乏节制，不加遴选，标准不一的话，将名人扩大化，扩大到阿猫阿狗，便有泛滥成灾的可能。令人深感不安的是，一些当代文人、包括活着的和死去的，也热衷斯道，自己张罗，别人张罗，单位张罗，后代张罗，也教人大摇其头。
如果因保存一处现在被认为是名人，若干年后也许并不一定还是名人的房屋，对住房相对紧张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成为不胜其烦的负担的话。后人会不禁要问，有这个必要嘛？而返观凑这份热闹的中国文人，才死了几天啊，尸骨未寒，他们的尊姓大名，已经被人忘得干干净净，他们写的东西，早就成了明日黄花。就算留他的故居在，留他的手稿在，留他写作时用的钢笔、铅笔、圆珠笔在，留他那些早就该化成纸浆的作品在，可纪念馆门可罗雀，展览室蛛网扃户，岂非莫大的讽刺？
我们知道，王维的应在陕西蓝田的辋川别墅群，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的大宅子，司空图在中条山王官谷隐居的休休亭，用今天的观点看，绝对算得上是货真价实的，而不是假冒伪劣的名人故居，如果那时有懂行的组织，识货的领导，肯定要下本钱予以维修加固，保存这份文化遗产的。但时光无情，千年以后，除了成都的杜甫草堂尚能附会存在外，其它的早已夷为平地，一点遗迹也找不到了。
其实，宋代著名女诗人李清照的老爹李格非，早看透了这一点。他在《书洛阳名园记后》，从战乱这个角度论说故居之未可长久：“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离乱，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蹴，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
即或不发生类似状况，建筑物的存世期限，总是有限的。说到底，还是山水风光更长久些，对于名人来说，死者已矣，健在的若是想留名，还是学一学崔颢，写出一首《黄鹤楼》来，那才是真正的永恒呢！
唐代的谎话大王
■ 李国文
《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在《新唐书》中，对于这次黄河流域的蝗灾，也有记载。“乾符二年，蝗自东而西蔽大。”
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了一本，奏称：“这次蝗灾，全国波及，托皇上的恩庇，独我们京畿一带，蝗虫虽然也飞来了，可它们不吃庄稼，一只只都抱着荆棘而死亡了。”在朝的宰相们，互相为主祝贺。
实在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蝗灾，在《新唐书》中，记录在册者共十八次。唐文宗李昂开成年号期间，共五年，隔一年闹一次蝗虫，荼害无穷。“元年夏，镇州、河中蝗。二年六月，魏博、昭义、淄青、沧州、兖海、河南蝗。三年秋，河南、河北镇定等州蝗，草木叶皆尽。五年夏，幽、魏、博、郸、曹、濮、沧、齐、德、淄、青、兖、海、河刚、淮南、虢、陈、许、汝等州螟蝗害稼。占曰：‘国多邪人，朝无忠臣，居位食禄，如虫与民争食，故比年虫蝗。’”
最后的这个“占”卜，正是遭难不浅的老百姓，用这种诉诸上苍的方式，求神问卦，宣泄怨恨，是对不作为的统治者和各级官僚的一种诅咒。看起来，祸害庄稼的蝗虫是虫，不顾百姓生死的官员们也是虫，在与民争食的本质上，官员和蝗虫是相同的。
历朝历代，都不乏蝗灾，唐朝当然不能例外，不过，同是在都城发生的蝗灾，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唐太宗李世民就不是不作为，而是身体力行地作为的：“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但当蚀我，无害百姓。’将吞之，侍臣惧帝致疾，遽以为谏。帝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至少，他把蝗虫给京畿百姓造成的灾害，放在心中。不可能像这位京兆尹，在朝廷上掀起这种不伦不类的、额手相庆的滑稽场面，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第一，蝗虫已把大半个中国一扫而光，颗粒无收，哭都来不及，何贺之有？第二，蝗虫即使抱树而死，也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吃得无可再吃，给老百姓的灾难，已经造成，稍有良知者，皆能明辨其诬妄，纯系一派胡言，怎么有脸在那里开庆功会呢？
唐到僖宗，已经是衰败的末世，黄巢弄得他的日子很不好过。唯其不好过，就需要打肿脸充胖子，制造出一派大好形势。记得在文革期间，从大字报起，到大串连，到大批判，到文攻武斗，到全国一片红，弄得整个国家的形势，相当的不好。可那些红卫兵小将，造反派战士，偏要负气地唱“就是好，就是好”。一个“就是好”嫌不够劲，再加一个；一遍“就是好”嫌不过瘾，再来一遍。唱多了，唱久了，耳朵便产生听觉疲劳，也渐渐分不出到底是好，还是糟了。
这种在文革中经常见到的敲锣打鼓的庆祝场面，在唐朝乾符二年也出现过的。宫阙殿堂之上，山呼万岁之中，为皇上的洪福齐天，居然连蝗虫见了圣明天子，也统统绝食自杀，以谢国人了，那是多么的光荣，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值得举国欢腾啊！杨知至笑了，在场的众大臣也咧开嘴笑了，因为十几岁年纪还是个顽童的僖宗笑了。在座的除那个傻小子外，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但说谎者，助谎者，所以有恃无恐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因为僖宗需要这个谎，相信这个谎。
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注到这里，回顾唐代的历史说：“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韩晃以霖雨不败盐，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
大臣“蒙蔽人主，其来久矣”，也不光是唐朝才有的现象，在此之前，在此之后，都是不绝如缕的。唐德宗时的一位清廉贤明的宰相陆贽，曾经在上奏里说过：“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因为大部分皇帝的耳朵，都患有偏听症，喜欢听顺悦己意的话，而不愿意听到逆耳不快之言。所以，报喜不报忧，便成了帝王周围的人的职业习惯。
说谎，不但是家常便饭，而且成了这些人的生存手段。不报忧，但忧实际存在着，怎么办，就要想方设法地掩饰，隐瞒，于是，只有靠撒谎来蒙蔽皇上；要报喜，而无喜可报，怎么办？就不得不编喜，造喜，制造喜的假象来哄骗主子，一句话，还是要靠谎言。
虽然，说谎话，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之一。大概除了植物人之外，没有人在其一生当中不曾撒过谎。但是，在朝廷之上，在宫禁之中，那些良心大大坏了的政治家，不说谎话，简直就活不下去，再碰上头脑大大坏了的统治者，没有谎话，也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一位西哲说过；“宫廷是谎言的黑暗渊薮”，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当撒谎成为做皇帝的和做臣下的对话方式时，那必然催生下列非谎不可的状况：
一，撒谎的比不撒谎的能捞到好处；
二，撒大谎的比撒小谎的能得到更大的便宜；
三，能瞒天过海，滴水不漏，胡吹海谤，天花乱坠地撒谎，并且做到脸不红，心不跳，面不改色者，能把皇帝老子骗得鬼迷心窍，深信不疑，引为心腹，以作依靠者，那就达到撒谎的最高境界。
这样的撒谎能手，还有什么目的不能达到，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的呢！
唐朝从太宗时的魏征起，各代都幸而有一两位贤相，魏征死得早，算他命大，其余的，结果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