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国环境保护基金会——创立于1993年。其创办资金来自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所获“笹川国际环境奖”10万美元。其主要工作是支持和奖励为环保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属公募性质。
中华慈善总会——1994年由前民政部副部长崔乃夫发起成立，主管单位为民政部。其成立背景正是在全社会对公益事业的觉悟迅速提高、各种活动蓬勃发展之时。该组织的工作内容虽然与其他公益组织大同小异，其特点在于其“总会”性质，是联系其他公益组织的纽带，下属有90余家各省市的会员组织，每年向它交纳会费。它也是公募性质，在全国有由专业和志愿人员组成的特殊网络。
以上只是举其荦荦大端，以见一斑，绝非全面介绍。在全国以及地方省市还有许多类似的组织，其知名度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这些组织尽管都隶属于政府，但总的趋向是更加独立，与主管单位的联系日益松散，资金来源中政府财政的比例日益减少，而更多依靠向社会募集。在目前中国的形势下，相当长时期内，此类组织在发展现代公益
事业中将起骨干作用。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灰色地带
二、 “灰色地带”
按照正常的逻辑，根据目前的规章制度，似乎很少有私人公益组织能有存在和开展活动的空间。但是在现实中有许多事情并非黑白分明，非此即彼。我国现在正经历空前的特殊转型期。令人鼓舞的、推动进步的强大动力与来自传统势力、传统观念以及滞后的规章的阻力并存。不过具体到公益事业领域，还存在另一“中国特色”的因素足以平衡规章的束缚，那就是灵活性。在严格禁止和完全合法之间有相当大的活动空间，没有正式名称，可暂称之曰“灰色地带”，也就是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政府与非政府之间、公营与私营之间的地带。正是在这一区域内，近年来各种民间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对教育、扶贫、救助妇女儿童、关心老弱病残、环境保护以及学术研究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一现象也说明一方面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对公益事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孕育着丰厚的财源和善心的潜力，二者汇成不可抗拒的潮流。
此类非营利组织形式多样： 有些名义上隶属于某个政府机构或官办组织，但实际上是由私人运作，很少受到政府关注。有些是民营企业家或公司出资，在工商部门注册，根据条例的规定有一个本专业的主管部门，但联系比较松散。它们都被称作“民办非企业单位”。尽管这一称号有些古怪且不合逻辑，但已有不少这类组织在这样的安排下存在多年，并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它们所面临的最大的不便是作为事实上的非营利组织，它们不享受自动免税的待遇，而在实践中这个问题可以在有关组织和税务以及其他行政部门之间通过个案协商用变通办法部分地解决。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个人和小规模的草根组织活跃在公益事业的领域内，几乎每一个省都有，特别是在边远贫困地区。这是最有潜力和值得关注的部类，但对它们又难以认定，难以统计，也难以作概括的描述。甚至以“民间”、“草根”来形容也不确切，因为有许多组织名义上由当地政府与个人合作运营，实际上政府的作用很小，只是给予某种准许或默许。不过这一默许也很重要。有一些组织在严格意义上讲可能不算“合法”，因为没有主管单位，也不能正式注册，但也并未被指为“非法”。只要地方当局认为它为当地带来好处，并无冒犯之处，就可以存在下去，并可能受到欢迎。民间的公益活动大体上又可分为个人的和企业的。以下就这两类各举数例以见一斑，当然是挂一漏万的。①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茅于轼的创举
（一） 个人
１ 茅于轼的创举
茅于轼是著名经济学家，原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他的著述的特色之一是把经济学与社会伦理、公民教育联系起来。1992年退休后，他就致力于把他的理念诉诸实践，追求一个既繁荣又公正的社会。1993年他与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创办天则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间研究所（非营利组织），后来又成立“天则咨询公司”（营利机构），在国际国内都有一定的知名度。此处着重讲他与公益事业有关的活动：
（1） 小额贷款。
1993年，茅于轼与汤敏（亚洲开发银行驻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共同创办“龙水头村民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龙水头基金会”），在山西省临县龙水头村，援用孟加拉尤努斯创建的格里曼银行的小额贷款方式。第一笔资金来自茅本人捐出的500元，他证明对一个贫穷农民来讲，有没有这500元，结果可以大不相同。这一做法取得最初的成功之后，逐步吸引了当地政府以及国内外媒体的注意，资金源源而来，一种是捐赠，一种是以存储方式，可以收取利息，但大多数存款人把利息再次投入基金。放贷的主要方面是农业生产、小企业、医疗和教育。尽管用于后两项的数字要小得多，但改善健康和教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不可低估。1998年这一模式扩大到另外两个村： 湍水头与小寨上。最近，在茅的建议下，基金会又把部分资金外加关心教育的人士的捐款成立专门项目以补助边远贫困地区的教员。这些教员经过资格考试加以调整，可以每月增加80到120元的收入（原来的工资每月只有80元）。
根据2004年公布的数字，龙水头基金会的资产已经从最初的500元增至53万元，10年来共放出180万元，成绩显著。其意义不仅在于以小额低息或无息贷款帮助穷人开始创业，更在于传播一种新的观念，使他们由此懂得了投资、贷款、风险等知识，依赖自己的勤奋和信誉脱贫致富。随着城市居民和富有的村民逐渐投资，基金会也建立起贫富之间的纽带，这种贫富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慈善的基础上。实践证明，在贷款到期时偿还率很高，大多数受惠者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增加了收入。他们通过自己的勤劳和诚实得到他人的帮助，建立了新生活。这一尝试的价值受到许多学者以及世界银行的肯定。有人将它比作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
尽管如此，根据目前的法律制度，这一做法原则上还是“非法”的，因为并没有正式注册。由于其从一开始就建立严格的会计审计制度、规范的操作和财政完全透明，它经受了政府部门的各种审查，所以迄今为止，它还在“灰色”区域继续运行，并作为有创意的、见实效的公益事业范例，享有较高声誉。
（2） 富平职业技能学校。
尽管龙水头基金会的实验富有成效，赢得多方赞誉，但其创办者在长期的扶贫实验中仍深深感到，由于城乡之间天然存在的差距，农村的就业机会匮乏，他们转而把目光转向如何帮助农民进城谋职就业上。
茅于轼认为，农民进城能否顺利就业，关键在于两点： 一是有无高效的就业培训，二是有无良好的就业中介机构的引导。因此他与汤敏决定为农民进城务工办一所职业培训学校。他们选中北京家政服务业作为开端，专门为城市居民培训合格的家政服务员。学校起名为“富平”，既为“扶贫”之谐音，又有使平民百姓尽快富裕起来之意。富平学校提出两大目标： 一是为农村低收入农民创造就业机会；二是推动城市社区服务业发展，创造新生活。学校致力于打造出一条低收入农民进城务工，进而脱贫的新渠道。职业学校定位为非营利机构，实行股份制，股东投资不分红，办学收入用于学校发展。茅、汤二人自己慷慨解囊，并得到一些志同道合者在他们的感召下的赞助，学校筹得了开办资金，2002年在北京通州区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学校起初专门培训家政服务员，故又称“保姆学校”。在招收生员和解决运作经费方面，他们摸索出一条道路，把富平学校变成农村扶贫工作的一个有机环节。具体做法是与一些省的扶贫办签署协议，由当地扶贫办负责招生、体检、办理各类证件并将学员安全护送至北京站，并承担学员一半的食宿培训费；学校则负责学员进京后的培训和推荐就业，并先期垫付其余一半的食宿培训费，学员在毕业就业后分3个月偿还。学校向雇主也收取一定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