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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另一个途径，可以得出相同的结果。一个社会在一个经济时期内生产和销售的一切商品的总和，可以称为社会产品。为了我们的目的，不必更加深入地去钻研这个概念的意义。社会产品本身并不是作为社会产品而存在的。它并不是系统活动的自觉向往的结果，就象经济制度本身也不是一种按照统一计划运行的 “经济”一样。然而这是一种有用的抽象。我们可以想象：在经济时期的终了时，所有个人的产品在某个地方凑成了一大堆，然后根据某种原则将其分配。因为这个假设不包含对事实的重大改变，它至今为止是完全可以容许的。然后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对这个巨大的社会库藏作了一种贡献，后来又从它得到一些东西。对每一种贡献，在制度的某一处有着与之相应的另一个人的请求权；每一个人的份额都在某个地方随时准备着。由于所有的人均从经验得知，为了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就必须贡献多少（考虑到每一份额包含一定贡献这个条件）；这个制度的循环流转就结束了，所有的贡献和份额必须互相抵消，不论根据什么原则去进行分配。至此为止所作的假设是：所有的相关数量都是由经验给定的。
这幅图画可以加以提炼。用一个大家熟知的办法，使之能对经济制度的运转提供更深入的见识。我们假定这种经验全不存在，必须从头去重建它，就好象同一的人民，仍然有着同一的文化、嗜好、技术知识和同一的消费品和生产货物的最初存量，但是却没有经验的帮助，他们必须通过自觉的和合理的努力，去找到自己的办法，以达到最大可能的经济福利的目标。我们并不因此就认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能够作出这种努力。我们只是想要突出经济行为的基本原理，而不问所考察的各个家庭和厂商的实际心理如何。我们也不想要勾画出经济史的轮廓。我们想要分析的，不是经济过程怎样从历史上发展到我们现在实际看到的那样，而是它在任何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机制或机体的运转。
这个分析提醒我们，要详细阐述并实际应用我们现在全都熟悉的概念工具。经济活动可能有任何的动机，甚至是精神方面的动机，但它的意义总是在于满足需要。因此我们从需要这个事实得出的那些概念和命题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是效用的概念以及从而引出的边际效用，或者用一个更加现代化的名词来说，就是 “选择系数”。我们进而提出某些原理，即关于资源在各种可能用途的范围内分配的原理，关于货物相互间的补充性和竞争性的原理，并且我们可以合乎理性地引伸出交换比率、价格和古老的源于经验的“供求法则”。最后我们达到价值体系及其均衡条件的初步思想。
从一个方面说，生产是由物质客体的物质属性和自然过程所决定的。在这方面，就经济活动来说，可以象约翰 ·雷所说的，它只是一个观察自然过程的结果并加以充分利用的问题。自然事实的领域究竟有多少与经济学有关，是难于一言而尽的。根据人们所针对或向往的理论类型，象（物质）收益递减规律这样的东西，对于具体的经济结果，可能有很大意义，也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在一个事实对于人类福利的重要性与它在经济理论中的解释作用方面的重要性之间，并没有联系。但是我们自然可能象庞巴维克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在任何时刻都会被迫去把新的技术事实引进我们的工具中。关于社会组织的事实就不属于同一类。但在处于经济理论的领域之外，只是作为后者的“数据”这一点上，社会组织却和技术事实处于相同的地位。
事情的另一方面，即我们可以对生产的核心比对它的物质的和社会的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的方面，就是每一生产行为的具体目的。经济人在生产时所追求的目的（它说明了生产的基本起因），给生产的方法和数量打下了它的清楚的烙印。它必然会在给定的资料和客观的需要的结构内决定着生产 “什么”和“为什么”生产，这显然是不用提出论据来证明的。这个目的只能是创造有用的东西，创造消费品。在一种非交换的经济内，它只能是在制度范围内为了消费的效用问题。在这种场合，每一个人都是直接为了消费，即为了满足他的需要，而从事生产。而对这种产品的需要的性质和强度，在实际可能性的限度内，显然起着决定的作用。给定的外部条件和个人的需要是经济过程的两个决定因素，二者共同决定着结果。生产尾随着需要；它可以说是被需要拉着走的。但就一种交换经济来说，在细节已作必要修正的前提下，情形也正好是这样。
生产的这第二个 “方面”，使得它一开始就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必须同生产的纯粹技术问题区别开来。它们之间有一种对立，这种对立是我们在经济生活中在一个企业的技术经理和商业经理之间的个人对立上常常看到的。我们常常看到，一方建议的生产过程的改变为另一方所拒绝；例如，工程师可能建议采用一种新的工艺，而商业方面的领导则以其不会得利为理由而加以拒绝。工程师和商人都可能这样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目的是在恰当地管理企业，他们的判断就是来自关于这种恰当性的知识。除了误解和对事实的不了解等等之外，判断的不同就只能来自这一事实：对于恰当性每人都有一种不同的看法。商人所说的恰当性，意义是很清楚的。他指的是商业利益，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他的看法：为提供机器所需用的资源，如果用在别处，就能得到更大的利益。商业领导人的意思是：在一个非交换经济中，生产过程中的这样一种改变不会增加需要的满足，而是相反，它会减少这种满足。如果事情的确是如此，那么技术人员的意思又是什么呢，他所想到的恰当性又是怎样的呢？如果需要的满足是全部生产的唯一目的，那么把资源用在损害它的措施上的确就没有什么经济意义了。商业领导人不听从工程师的话是对的，只要他的抗议在客观上是正确的话。我们不考虑在技术上使生产工具臻于完善所带来的半艺术性的快乐。事实上，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当技术因素同经济因素冲突时，它总得屈服。但这并不能否定它的独立存在和意义，以及工程师的观点的健全性。因为，虽然经济目的支配着实际使用的技术方法，搞清楚方法的内在逻辑而不考虑实际障碍还是很有意义的。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对这一点看得十分清楚。假定一部蒸汽机在它所有的部件上都符合经济上的恰当性。鉴于这种恰当性，对它已经作了充分的利用。那么，如果通过用更多地对它加热、让更多的有经验的人去操作它、对它加以改善等方法去在实际上更大地加以利用，如果这样作不能得到好处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即是说，如果能预先见到，燃料，更聪明的人，改进，以及原料的增加，得到的好处会比花费的成本更大的话。但考虑一下，在什么条件下机器能做更多的工作，能够多做多少，按现有的知识能进行何种改进等等，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样一来，所有这一切措施就能准备就绪，以待它们一旦变得有利时就立即付诸实施。经常把理想同实际比较，以便使可能性的放弃不是由于无知，而是根据考虑成熟的经济理由，那也是很有用处的。总之，在一定的时候所使用的每一种生产方法，都要服从经济上的恰当性。这些方法不仅包含有经济内容的想法，而且也包含有物质内容的想法。但后者有它们的问题和它们自己的逻辑，把这些彻底地想清楚——首先不去考虑经济的、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那是技术的目的；只要经济因素不另作指示，将其付诸实施就是技术意义的生产。
就象归根到底还是权宜之计支配着技术的以及经济的生产、而两者的区别则在于这种权宜之计的性质不同一样，一种略为不同的思想路线首先向我们指明了一个根本的类似，然后又指明了一个同样的区别。从技术上以及从经济上考虑，生产并没有在物质的意义上 “创造出”什么东西。在两种场合，它都只能影响或控制事物和过程——或者说“力量”。为了以后的论证，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概念，它包括这种“利用”和这种“影响”。它们包括许多不同的利用货物和对货物采取行动的方法；包括所有各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