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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发展过程越是变得为人们所熟悉，并且变得对一切有关方面只是一个计算问题，障碍随着时间的进程越是变得微弱，那么，激发创新所需要的 “领导”就越少。这样，企业家成群的出现就变得越是不显著，周期运动也就变得越是温和。很清楚，我们解释的这种结果也明显地为现实所证实。经济生活的日益托拉斯化在同一的方向发生作用，即使在今天，和它的销售及金融上的要求的大规模联合仍旧仰赖于市场情况，而这一现象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通过竞争来决定，这样，创新的普遍有利的延迟到萧条时期，特别是在建筑业，——有如美国的铁路政策——就偶尔地成为可能。可是，只要能发挥作用，这个要素也就能证实我们的解释。
第五，新组合的成群的出现，很容易并且必然要对繁荣时期的根本特征作出解释。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增加资本投资正是未来繁荣的第一个征兆，为什么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第一个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奋，尤其重要的是，为什么铁的消费增加。它能够解释繁荣时期新的购买力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而来的价格的特征性上升，而对于这些问题，单靠引用增加了的需求或增加了的成本都不能作出解释。更有进者，它能够解释失业的下降与工资的上升，利率的上升，货运的增加，对银行收支和银行储备的日益抽紧，等等；并且，象我们已经说过的，还能解释第二性波或次级波的放出 ——繁荣传遍及于整个经济体系。
３．（ｃ）企业家成批的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它对经济体制的影响在性质上不同于企业家按时间均匀分布的连续出现对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影响，只要它不象后者那样，意指一种连续的，并且甚至是不可察觉的，对均衡位置的干扰，而是一种跳跃式的干扰，一种具有不同数量级的干扰。当由企业家们的连续出现而引起的干扰可以被连续吸收，企业家成批或成群的出现则需要一种特殊的、可识别的吸收过程，一种合并新事物并使经济体系与之相适应的过程，一种清理的过程，或者象我过去常说的那样，一种探索以达到新的静止状态的途径。这个过程是周期性萧条的本质，因此，依据我们的观点，它可以被定义为经济体系奋力走向新的均衡状态，适应于由繁荣的干扰所改变了的境况。
这个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下述事实，即仅仅关心自己企业制订计划的各个企业家，完全不考虑他人成批地接踵而来，因此，遭到失败。从个别企业的角度认为是正确的行为，其成果有可能被多数人的同样行为的普遍作用所剥夺或抵悄，这一点当然是真实的。当我们解释生产者在他们各自努力获取最大利润的过程中，是如何发动了趋向于消除整个体系的剩余价值的机制并使其运转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了这方面的最重要的事例。同样，普遍作用在这里也可能使那些对个别人正确的东西变成为谬误，并且，这种要素实际上将在大多数的危机中起作用，因为，尽管处于这个企业家之后的这种蜂拥而至的情况，是他事先所知悉的，并且也不能对他攻其不备，然而对情况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却可能常常估计错误。可是，由繁荣引起的干扰的本质，却并不在于它时常扰乱企业家的打算这一事实，而是在于下述三种情况：
第一，新的企业家基于新的购买力对生产资料的需求 ——著名的在繁荣时期“争夺生产资料的竞争”，引自莱德勒的话——提高了这些物品的价格。实际上，这种趋势已被下述事实所减弱：至少有些新的企业不会与老的企业并行出现，而是从老的当中产生；并且老的企业也不会光生产而不要利润，而是仍然要赚取一些“准地租”。可是，我们能够对这种经营的性质作出最好的说明，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创新都体现在新建立的行业中，都单独由新开辟的购买力提供资金，并且发生在一些完全属于循环流转的，并且无利润可得的，因而由于成本增加而开始亏本生产的行业之旁。现实生活与这种构想相抵触的情况，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少。实际上，仅仅是笼罩于繁荣时期的气氛就掩盖了这一事实，那就是在繁荣开始以后不久，并且只要它只是以增加的需求来表达，那么这一繁荣对许多生产者来说便意味着苦难，尽管当产品价格开始上升的时候它又将减轻。这种苦难，正象在第二章所解释的那样，是将生产资料从老行业撤出并用于新用途的过程的一种形式。
第二，新产品在几年以后或更快地找到市场，并与老的产品竞争；先前创造的购买力的商品补充 ——从理论上说抵消购买力而有余——进入到循环流转。另一方面，这个过程的结果实际上为前一节所述原因所缓和；更进一步，由于如下事实而缓和，也就是由于某些投资在程序上远离最终产品，因而这种补充只能逐步地出现。但是，这还没有接触到过程的本质。在繁荣的开始时期，老行业的成本上升；以后，只要消费者的需求变得对创新有利，那么同创新竞争的那些行业的收入便首先减少，然后所有老行业的收入都减少。且不论创新带来赢利（次要地）的可能性如何，他们的亏本生产便只能受到仅仅暂时有效的缓冲器“准地租”的牵制。正因为老行业大都底子较厚，并且看来特别值得享受信用待遇，从而他们的亏本生产并不会立即导致崩溃。他们的部分破产会影响新企业的成功。这种破产受到下述与我们的解释框架极相符合的事实的缓冲：这种繁荣首先从来不是普遍的，而是集中于工业的一个部门或几个部门，从而让其它领域不受到干扰，并且后来仅仅以一种不同的和次要的方式影响其它领域。正象企业家成群地（en
masse）出现那样；他们的产品也是成批地出现，由于企业家们不是各做各样，而是做非常相类似的事情，因而他们的产品几乎同时出现在市场上。在新产品出现之前必须经历的那段平均时间——尽管实际上很自然地要依赖于许多其它要素——可以从根本上解释繁荣时期的长短。新产品的出现引起价格的下跌，这一下跌从自己这一方面来说终止了繁荣，或许会导致危机，或必然要导致萧条，于是所有其余的事情接踵而生。
第三，新企业这种结果的出现导致信贷紧缩，因为企业家现在正处于 ——具有充分的积极性——偿清债务的地位；同时因为其他借入者没有插手进来，这就导致新近创造的购买力的消失，恰好正当这种购买力的商品补充物出现之时，于是它能以循环流转的方式不断重复生产。这个论点需要细心维护。首先，这种通货紧缩必须和其它两种情形区别开来。新产品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通货紧缩，这不仅逆向着繁荣时期的价格水平，而且也逆向着前段萧条时期的价格水平，即使支付手段在企业家偿还欠债的过程中没有完全消失，因为很明显，新产品的价格之和在正常情况下要大于这些欠债的总额。这也本应该，尽管在较小的程度上，产生和欠债清理一样的效果；但是我们现在只考虑欠债减少的效果。通货紧缩还出现于已经存在的或者为银行界所预期的不景气之中，因为银行主动努力限制信贷。这个因素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常常引起真正的危机；但它是附带的，而不是这个过程所固有的。这里，我们还是不考虑这个因素，尽管我们既不否定这个因素的存在，也不否定它的重要性，而只是考虑它的最初的因果作用。于是，更进一步，我们的公式包含两个抽象概念，它们将使那些实质性的东西显得更为清晰，但却排除了具有极大的现实重要性的缓冲影响。首先，它忽略了如下事实：新产品一般仅仅包含生产过程的投资折旧额的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