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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活吧。还得以活人为主。
但这件事还是被人传了出去。二姐被带到镇上去审问，她说，这种事在山里多的是。有个女娃不知得了啥病，见人就咬。她爸把她拴在屋里，一拴五六年，到后来手指甲脚指甲都长得打弯弯了，一两寸长的指甲。一天到晚不穿衣裳，被子也薄成一张皮。我拴他，一天三顿没少他的，手脚隔阵子洗一回。床上的被子还是去年秋上的新棉花，衣裳穿得利利索索，把他拴起来，一点都没亏他。只是不想让他跑出去祸害人。审问他的人问桃花，祸害谁了？桃花愣了愣回答，还不是我。
桃花还是被拘留了几天。二姐夫自由了，威风一点不减当年。他对桃花恨之入骨，提起扁担绝不用棍子。这个时候，大姐回了一趟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大姐樱花。大姐樱花确实像人家说的那样，命好。上身穿一件织锦缎花衣裳，脚上穿一双暗红色平底皮鞋，头发往后梳着，神态很安静，简直是一副福太太的样子。她刚三十出头，样子却比三十岁的山里人年轻富贵，落落大方。大姐给我妈了一百块钱现钱，是那种红色大头像的一百块新纸钱。大姐给我妈钱，但不大跟我妈坐在一起，站在一堆。我妈站在大姐跟前，就像是大姐的女儿，又像是大姐的保姆，一点不像当妈的样子。个子矮不说，神情还怯弱畏缩，眼神一躲一闪，倒像有什么地方对不住大姐似的。
实际上我们连羡慕都羡慕不过来大姐，要是当时送出去的是我们，而不是她，该多好呀！穿绸挂缎的人就是我或桃花，而不是她。桃花就是桃花，小时候大姐背过她，抱过她，现在出了事，还是大姐帮忙，还亲自回来探望，大姐真的很了不起。
桃花从镇上回来后，日子更不好过了，她和孩子经常回娘家。二姐夫就往娘家跑。有时候打起来，一面坡的人都来拉架。说起来拉架，好多人都喜笑颜开。山里人没啥娱乐活动，谁家打个架，分个家，就跟当年看露天电影一样，全家人齐出动。大姐不知道找了什么关系，把我那没治的二姐夫弄走了。有人说是疯人院，也有人说是福利院，还有人说是到大城市干重活去了。不管到哪去了，反正不在家，眼不见为净。桃花的日子好过多了。大姐在娘家住了十几天。二姐夫走后第三天，大姐就走了。这一走，再没音信，就像她根本没回来过，也没帮助过家人一样。就是后来我妈出事，她也没再回来过。
这就是我出嫁以后娘家发生的事。桃花的日子好过了，脸色也比以前红润多了。没人跟她打闹，便一门心思干自家的活。种完自己的地，还帮我妈的忙。我妈替她看孩子，她在坡上忙。我回娘家的次数比以前明显多了。社宁当然不高兴我老往娘家跑。为这事我们也吵吵闹闹。直到有一天，他把我养了整整四十天蚕，卖得的四百多块钱一分不剩地偷去，几天就输了个精光的时候，我和他大打出手。他把我的头按进装猪食的桶里，差点把我憋死，但我毫不示弱。这一点我像早夭的三姐葵花，跟桃花不一样。桃花只会受气，我才不受他的窝囊气。我拿起锄头就抡，跟当年我爸打我妈一样。社宁抵抗一阵，一溜烟跑了。社宁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
我们和社宝住一个院子，同样的土墙房，同样的石板瓦。这是上辈人传下来的家产。社宁社宝手上没修过房子，连修缮的意思都没有。不过房子还能住，冻不着，晒不着，能避风能挡寒。山菊给社宝生了两个娃后就去南方打工了。说是打工，谁知道都干些啥。每年过年回来一次，住过年就走。一个好端端的女人不在家过日子，倒把家当成了旅店。她回来，社宝高兴。她不回来，社宝也没啥不情愿。好像山菊是他们家的客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一副丰衣足食的样子，好像外面的钱都堆在马路上，不要人低头，自动就会跳进口袋，但也没见她披金戴银。
开始，我们处的还算好。过年回来，给我送点擦脸的护肤霜，扎头发的花卡子。后来就不一样了，动不动指使我干这，使唤我干那，我都变成她的丫鬟了。她不在家，我帮她的两娃儿干了多少事，谁能说得清。小家伙放学回来找不到社宝，没饭吃，叫一声二妈，心就发软，总不能让他们饿着吧。衣服烂了，扣子掉了，叫一声二妈，能不拾掇？两个小家伙很淘气，爬树掏个鸟窝，把学校玻璃打破，跟小朋友打架，他爸不在，还不是我去收场子。小家伙也有招人喜欢的地方，放学路上摘串刺袍给我拿回来，让我先吃。橘子红了，爬到树上，摘一个橘子扔给我，帮我摘桑叶喂蚕。两个小家伙给我带来过许多乐趣。
就在社宁不停地把家里东西往外偷，不停地打牌输钱的时候，我妈也走了。我妈走得稀里糊涂，莫名其妙。
这是今年夏天发生的事。夏天对于大江大河来说是个不吉利的季节。每年夏天汉江都要涨水。因为河流上有水电站拦截，一般情况下，涨水对汉江造不成多大损失。可今年不一样，今年江水涨得特别猛，主要是上游下连夜雨，山洪暴发引起的。山洪不但冲毁了良田，山林，还冲走了房屋牲畜和人。树木，门窗，衣物，桌椅，板凳，油桶，面缸，家具等等，家户人家有的东西，江里都有，江面集结的漂浮物连绵几十里，站在岸上往上游看，看不清江水的本来面目。汉江水原本很清澈，很干净的。如今连水的样子都看不见了。江面上全是树木，杂草，鞋子，门窗，猪牛羊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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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山上一株菊
我是山上一株菊（10）
村里组织了打捞队，每家都得出人。我妈家不出人村长也把我们咋不了，可我妈偏还去了。上面有规定，打捞一只羊一百块钱，猪和羊一个价。一头牛两百块。一个人，也就是一具尸体，自然高得多，五百块。捞上来的这些东西就地掩埋，掩埋后发现钱。打捞的柴草木料家具物什，谁捞着归谁。村里人便全跑到江边。打捞上来一头牛就地一埋，当场领取二百块现金，埋一只羊给一百，一头猪一百。有人现场办公，当场发钱。这样的阵势谁见过？我妈不知道处于哪种考虑，反正她去了，去的还义无返顾，一去不归。看见过她的人给我描述。他们说，你妈用一根竹竿拨拉一个塑料盆，拨着拨着，一头栽下去，人就不见了。
后来我想，我妈看上的不光是一只塑料盆子，她看上的是一只羊、一头猪、一头牛、或干脆就是一具人的尸体。你想呀，养一个闺女才赚一百块钱，这还算好的，我和桃花都是赔本买卖。一只死羊一头死猪跟一个最有福气的女儿一个价。女儿天天要吃要喝，一养几年十几年，死羊死猪又不要人割草，不要人喂水。眨眼工夫，干干净净，崭新脆响的百元票子就进了腰包。谁不想挣这种钱，钱又不长刺，不扎手。
我妈掉进浑浊的江里。桃花跟我一样，束手无策，站在大雨磅礴的江边，只有干嚎。社宁躲得不见踪影。因为平时总帮社宝看孩子，做家务，社宝跟我关系很近。虽然不说在嘴上，还是看得出来的。我妈的事自然落到了社宁他哥——社宝头上。他在江边打捞了几天，还请人沿江寻找。江里到处是漂浮物，到处是打捞漂浮物的人，却没人打捞上我妈的尸体。要么有人打捞上来，当成上游泥石流冲下来的灾民，就地掩埋，领了工钱。社宝走在前面，我和桃花跟在后面，哭一阵，骂几声。哭的当然是我娘，骂的当然是社宁。最需要劳力的时候，社宁却不露脸面。
我病了一场，躺在床上起不来，山菊的两个孩子，也就是我的侄儿子给我端来吃的。孩子上学一走，只有社宝帮忙。他帮我摘桑叶，帮我喂蚕，帮我喂猪，喂鸡。他找过社宁，可没找见。要么就是找见了，社宁不愿回来。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社宝对我好，比他弟弟社宁强一百陪。山菊一年回家一次，过个年就走，社宁十天半个月不回家一次，回来也没啥喜事，不是打就是闹。就是在床上他也没社宝能干，社宁把我当成砖头水泥，哎哟哎哟糊弄几下，完事就不管我了。该打照打，该骂照骂，骂得最多的那句话，还是我爸骂我妈的那句老话，下不出蛋的母鸡！
社宝就不同，社宝才算得上男子汉，在他怀里，我享受到了人间最快乐的事，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舒服最值得纪念的时刻。不瞒你笑话，在我二十三年的生命历程中，没有任何事比得上和社宝在一起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