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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行公对3000年的诗歌流变史，作了粗线条的勾勒。他评价古代诗家词人的作品，简明扼要，闪烁着智慧火花，不多的几句话，就如画龙点睛，神气尽出。讲《诗经》，他说最经得起反复吟味的佳作是《秦风·蒹葭》一类篇章。的确，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美人在哪？可想而不可即，给人留下想象，留下余韵，是诗境的极致。讲《楚辞》，说它用“描绘、夸张的手法写想象中的迷离要眇之境，诗意更浓”，“其中《湘夫人》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写得真美，不能不说是上好的诗。”讲乐府诗，说它感情真挚，语言纯朴自然，没有文人诗文的造作气。对《古诗十九首》，行公评价最高。说它“写一般人的境遇以及各种感受，用平铺直叙之笔，情深而不夸饰，但能于静中见动，淡中见浓，家常中见永恒”。他特别推崇它的“厚”，情厚，味厚，语言也厚。认为是绝后的作品。因为平和温厚如陶诗，读过还有“知”的味道，而《古诗十九首》憨厚到“无知”的境界，这是文人诗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陶渊明的诗，被行公放在文人诗中的最高位置。他说：“陶诗意境高，如孟浩然、王维曾努力追，终归追不上，……没有那种朴厚味，夸大些说，这是天赋加时代，学不来。正面说，陶诗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写的，所以朴实，真挚，自然，不但没有利禄气，连修辞的技巧也没有，所谓大巧若拙。”他比较李杜的诗说：“李、杜，诗风不同，李飘逸，杜沉厚，飘逸难学，如果重点在学，要多读杜。又，李长于古风，杜长于律，无论欣赏还是学写，都要各有所重。”平日聊天中，他最欣赏杜诗的“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一类诗句，叹为神来之笔。行公的这些评论，或许有人不一定都同意，但谁都难以否认，这是他在长期吟咏涵濡中所得的独到体悟，足以激发人们深入思考、研究的兴味。
这本书用了较多的篇幅指导初学者“写”。行公不仅详细地讲述了古体诗、今体诗（近体诗）和词的格律，教人怎样押韵，怎样对偶，怎样运用词藻书，而且告诉读者怎样分辨古今音，注意关键的“韵”字，如何保持和发扬自己“偏爱”之长，等等。书中更精粹的地讲述了写作过程必须正确处理的一系列关系：诸如旧韵与新韵，古体与近体，拗字与拗体，押韵与对偶，情意与选体，诗语与用典，守律与变通，捉影与绘影，勤奋与谨慎，等等，行公分析上述种种矛盾关系，既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略矛盾的次要方面，讲得全面而辩证，有理论，有实例，一一授人以具体操作之法。
“奠基”一节，指出“真、厚、正的情（最好至于痴）是试作诗词的资本”。何谓“正情”？他解释说，就是“执着于人生的情”。这执着表现在，热爱自己的生活，也热爱至少是同情他人的生活。总的要求，是人生的丰富、向上，现实的，理想的，都成为合于善和美的原理的什么，或求之不得的什么。与此相反，例如爱权势，爱金钱，发展为嫉视，仇恨，落井下石，籍没株连，也是情，因为不正，就必须排斥于诗词之外。这里，行公讲得堂堂正正，有骨有肉，毫不含糊其词。
“捉影和绘影”一节，讲诗词意象的创造方法，他说“诗词是情意的定型化”。情意，无形无声，而且常常迷离恍惚，想存留或者传与别人，就要用语言文字使它定型，就是使它有形，有声，成为清清楚楚。又说，写情，有各种方法，可以直接写，也可以间接写：直接写，可以大声疾呼，也可以轻描淡写；间接写，可以写外界之境，也可以写他人之事（包括咏史）。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捉影”，就是想方设法把情意捉住。捉的结果，像是形既不定，量又不够，而仍想写，就只好加一些甚至不很少的“绘”。如何捉？行公给读者指明由浅入深的捉影层次：“初步，也只能在心里捉。感受，加码，做不到，能做的只能是知解方面的，即辨认它，重视它，希望它：一，走得慢一些，二，有一定的方向，即容易走入诗词。这辨认，这重视，这希望，是浅的捉。深是用语言文字捉，即真走入诗词之作。走入，就不会一纵即逝，严格说，这才是真的捉住。”他又告诉初学者，捉影，可以用确认和修补的办法，也可以用从古人作品中偷巧的明借、暗借、用事等凑合的办法，更常见的是用空灵的手法捉，这就是用写景之语，写情之语，或者先将情“略定其性，然后找个合用的瓶子往里装”。而“绘影”，是夸张，增改，变换，破格，一句话，是大化妆，为求与现实拉开距离，变生活的真实为艺术的真实。最后，他谆谆告诫初学者，“绘”可以脱离正轨，可以偷巧，但仍得“守佛门大戒，不妄语。无情而说作有是妄语，情在此而说在彼也是妄语”。更难得的是，行公讲捉影和绘影的种种方法，多是现身说法，以自己创作和修改的实例详细加以说明。在“凑合”一节中，几乎全部以自己的写作情况为例，诸如在押韵、调平仄、对偶、用典、次韵、集句、选词、标题、布局等各个环节上，如何运用“灵机”而“凑合”成篇的诀窍，都和盘托出，以金针度人，着实教人为之感动、钦敬。《诗词读写丛话》这本书写得明白如话，举重若轻，浅近
中见深厚，幽默中见智慧，洒脱中见缜密，足见行公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学识渊博。其善于设譬取例，亦可见一斑。他往往用寻常事物比喻，生动、亲切地表述深奥的诗理。例如，在最后一讲“勤和慎”中，行公强调写诗词要注意保持旧有的形质，说：“比如用瓶子装饮料，传统的酸梅汤喝腻了，可以改装可口可乐，至于打破瓶子，那就不必。”接着，他引述今人杨宪益先生的《自题》诗和启功先生的《沁园春·自述》词，说“两首的意境和用语，都大异昔人，这是酸梅汤换成可口可乐；可是瓶子没换，格律仍是唐宋人严格遵守的，一丝一毫不含糊。……诗，称绝称律，词，标明某调，当然都是旧的。旧有旧的形和质，例如孟子的束发加冠，口不离仁义，如果换为西服革履，满口卡拉OK，那还是孟子吗？”可谓喻妙理明，风趣横生。读这样的说理文字，简直是美妙的享受。“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信然哉！
本书还有个附编，是自选诗词《说梦草》。名之曰“说梦”，颇耐人寻味。行公解释说：“这是由成语‘痴人说梦’来，其中有梦，也有痴，痴是根由，梦是表现。”说到家了。梦自然是幻想，是无着落的希冀。但既然有梦在，幻想也就在，希冀也就在，因而弥足珍贵，值得保存。我们想，一切尚未完全丧失幻想和希冀的人，读这类抒写幻想和希冀的作品，当会因心灵感应而引起共鸣的。这些作品，几乎都是行公己身的哀乐，己身的感受，“虽微末而没有因求合时宜而掺假”。人间有真情在，实属可贵。这就启发初学者，要以真情入诗词，当有一颗赤子之心。否则，回家去烤白薯，巷口去卖西瓜也罢，何必作诗填词？从写法上看，行公心中有些幽微、复杂的感情，欲说还休，也不免有难于下笔的情况，于是采取了若隐若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纳须弥于芥子”的写法。怨不怒，哀不伤，不失“温柔敦厚”之本，这固然是儒家的传统诗教，但这种诗风，在当今，却可以避免暴怒乖张和感伤消沉，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有利而无害，似还有继承和发扬之必要。行公的作品，体裁、风格丰富多样。就诗来说，有古体诗（包括五古、七古），今体诗（包括五、七律绝），还有次韵，集句；就词来说，有小令，有长调，有豪放之作，更多是婉约之作：可供初学者从各个方面学习、借鉴。总观今人作诗词，多作或只作今体诗，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