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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破，很容易看破。美国的阔，要慢慢琢磨。别的不说，光是它的普通设施，比如厕所，比如厕所里的手纸，比如公共建筑的每一扇门（无论左右开，还是前后开，都可自动关上），绝不是一件两年，而是所有，到处都如此。那个平均水平，得值多少钱？真是海了去。
再比如，美国的公园，大多都是空空荡荡的开放场所，供游人烧烤的炉架，用厚木板做成的桌椅板凳，一年四季，露天摆在那里。鱼在河里游，鸭在水中戏，松鼠满地跑。美国人都有车，下手很方便，换了咱们的老百姓，只要没人看，还不早就把能拆能抱能搬的统统运回家，能飞能跑能游的全都下了肚子。
公平是挤牙膏
为了发展，为了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件事不难，但吃进去容易吐出来难，共同富裕，不是那么容易。富了之后，他们怎么才会想起，什么时候才会想起，还得分点匀点给别人，这可就难了。
一般说，那得富到妨碍赚钱、有损体面、白日见鬼、黑夜扪心，实在不好意思的地步。
历史学家说：
饥民劫富济贫吃大户，工会罢工停产搞谈判，黑老大金盆洗手，阔米商开棚施粥，非法加合法，强迫加自愿，税收调节，慈善事业，什么法子都用上，才有一点点让步。
这是我们听说过的。其他办法，好像还没有。
公平是挤牙膏，挤一点出一点，不挤不出。
三种人
一位日本教授说，政客、财阀与和尚（日本的和尚很有钱）是日本最体面的三种人，也是他心中最憎恨的三种人。
中国老百姓最恨贪官和奸商。憎官之贪，恶商之鄙。更何况，贪官搭台，奸商唱戏，坏到一起。和尚、道士和神父，反而恨不起来（地位不如欧美、日本之高故也）
历史上用拳头、刀剑和枪炮说话的人，上有军阀，下有黑帮，他们的苦头，大家也没少吃，现在亚、非、拉美还很多。他们是政客的前身或变种，可以归入政客类。
几千年了，干大事，人类离不武这三种人。
分别圈养
老乡说，马见马亲，人见人咬，真是至理名言。社会学家说，凡有人群，就有矛盾，两个就有一掐。知识分子心明眼亮，比其他分子更不宽容。他们扎堆，你踢我咬。我和外国学者打交道，他们明枪，我们暗箭，大同小异。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社会契约论》），这种人我没见过。惟一例外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玉皇大帝请他上天，官封弼马温，掌管御马监，他嫌官小，不干，再拜齐天大圣，起盖府第，设安静司、宁神司，俱有仙吏，左右扶持，“赐御酒二瓶，金花十朵”，“日食三餐，夜眠一榻，无事牵萦，自由自在”，无事难免生非，只好压在五行山下。道教不灵用佛教，当了和尚，才收其放心。唐僧的办法很好，擒妖打鬼，让他有个撒野出气的地方，不听话了，马上就念紧箍咒。这是我国的自由观（孙中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自由太多，庄土敦大惑不解）。
没有个人，哪来的人民。没有人民，哪来的民主。人家西方讲民主，特牛个人自由，美国是典型代表。每家的房子神圣不可侵犯，私闯人家的地盘，主人可以开枪。个人存款和个人隐私，绝对保密。上班，一人一格子间，各干各的事。下班猫家里，光脊梁弄花莳草，做“丫的work”。没人管，也没人理。当然，个人自由的背后也有一只手，亚当·斯密叫“看不见的手”，即万能的“市场决定论”。这座五行山，比中国的五行山更厉害。西方传统，自己对自己的国民特好，甭管你祖上来自何方；对外则喜欢侵略，己所不欲己所欲都用武力说话。美国人，国内是“各家自扫门前雪”，国外是“专管他人瓦上霜”，国内国外都不许乱掐。这是他们的自由观。
个人不能相处，怎么办？最好采取隔离。香港有个研究所，一人一个中心，每个人，亦官亦兵，亦主亦奴，我很羡慕。
现在，有人把“学术圈”读做“xueshu juan”。
我恍然大悟，自由就是一人一个圈。
民主的历史
民主与占卜同理。“三占从二”，是少数服从多数。道理对错管不了，关键是事到临头拿主意。如果流氓选举，他们要决定的，就是抢哪家银行，杀什么人。两次世界大战，杀人盈野，也是各国（主要是强国）人民投的票。
选举的关键是如何控制选举范围。
谁选选谁，谁选出来又选谁，是可以操控的游戏，关键是游戏规则。规则都是人定出来的，故资格和程序很重要。
布什在得州选，在美国选，在巴勒斯坦选，在伊斯兰世界选，在欧洲选，或者在全世界选，结果肯定不一样。
只要把不喜欢的多数排斥在选举范围之外，或用有利于己的多数进行反包围，像下棋那样，就会有满意的结果。
民主有两大难题：一、穷人总是多数；二、傻子总是多数，少数服从多数，聪明人必然吃亏。
本文摘自《读者》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助人；是为了快乐
作者：优游
我只比表弟小强大六岁，但想法却天差地别——我以为天经地义的，他却认为缺乏逻辑。那天，看到一则有关失学儿童的报道，我眼泪汪汪地建议“要不然我们捐300元”，话音刚落便遭到小强的嘲笑，他还说出一番道理：“第一，这类事情，社会福利机构和保障部门责无旁贷，怎能频繁以号召募捐的方式嫁接到个体身上去？第二，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助人为乐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瞠目结舌，差点没晕过去：“好处？助人为乐属于人格完善的范畴：助人者，善良也；不助人者，冷漠也。帮助别人又不是投资，居然还指望回报？这么多年从小学到大学你接受的教育全失败了！”
学经济的小强反驳我说：“不，愿不愿意助人跟‘人格’什么的没有直接关联，而是一个经济范畴的话题，表明了‘投资’与‘回报’的关系。”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列了一张表，题目是“助人的支出”：
假设支出300元，这300元如果用于自我投资，等于——
1、一张256MB的数码相机存储卡。
2、躺在豪华影院里，把《指环王》三部曲翻来覆去看三遍。
3、买4套北京博物馆通票，看卢沟晓月、紫檀艺术、爬碓臼峪。
4、把女朋友渴望已久的几米绘本系列送给她。
5、请朋友在星巴克消磨若干个下午。
……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时尚青年来说，他认为以上支出才是有价值的投入，而且其成效立竿见影，比如，女朋友的笑脸，朋友之间的倾心交流，旅游、看电影时感受的身心愉悦。这些“回报”近在咫尺，触手可及；至于远方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小孩儿，于他又有什么意义呢？300元的捐款，既不能使小强们青史留名，也不意味着将来会有人登门报恩。他说：“我每月依法按时纳税，国家用于扶贫救灾的拨款里也有我的贡献。既然我已经尽到了‘责任’，那为什么还一定要去献‘爱心’呢？”
他的逻辑听上去很奇怪，这是“独一代”的逻辑么？“独一代”，是人们对生于80年代后、独立性强、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生子女的统称，这一称谓，褒贬参半，喜忧参半，意味深长。
我怔怔地看着他，说不出话来，能用长辈教育过我的一套去跟他说吗？要学雷锋啊！他会问，为什么要学雷锋啊？因为雷锋是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人。他又会问，为什么要做伟大的人？我只想做个普通人；有小算盘、小欲望的普通人。还有，雷锋幸福吗？雷锋连场正儿八经的恋爱都没谈过……新人类成长得太快了，快得让传统的道德说辞都变成了古董。
虽然新人类不是靠“大道理”去说服的，但他们毕竟还是有血有肉的人。过几天，小强跑过来，叽叽喳喳跟我讲他的见闻：“我被头儿派去采访一个女孩儿，她得了癌症，从确诊到今天坚持了四年之久，创造了生命的奇迹。站在她家客厅中央，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女孩住在北京？离繁华的西单商业街只有一步之遥？18平方米的斗室（包括厨房卫生间在内）住下爸爸、妈妈、她三个人。古老的地板革，石灰扑簌的墙面，无不表明这个工薪家庭的经济状况……”这个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