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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现有的文学秩序，年轻作家们确乎已急于表现出“断裂”的姿态，在他们看来，鲁迅的创作太过于社会化，也太过于现实化，已经成为阻碍今天创作自由的“石头”。还有的作家则是从另一个方面指责鲁迅，比如冯骥才近年就曾用时髦的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指责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拾传教士的牙慧，为西方文化侵略张目。时移世异，中国的传奇作家们终于可以向启蒙复仇了。
启蒙运动的开创者曾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如今，全民的审美品位再一次降到人的水准以下。人们不再迷信思想，而是迷信身体。在这种情况下，欲望成为小说的唯一道德。继女性主义作家以后，一批更加大胆的“美女作家”登场，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突破情欲与道德的临界状态，将身体与政治的关系转变为身体与物欲的关系。她们的芳照被贴在封面上，她们的写作被称为是“用下半身写作”，以招摇过市的情色风靡一时。这些作品大都属于半自传体小说，没完没了地写手淫、同性恋和吸毒，而不追求任何社会文化意义或艺术目的。就文学而言，性题材本身并非就一定是坏小说，决定作品的好坏其实还在作者对性的态度，与世界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的作品不同，这些作品表现的不再是欲望的虚无，而是欲望的充实。然而，道德仍然不是这些作品的真正问题，这些作品的真正问题在于美学虚幻，编造出一个人欲横流且又自我实现的现实世界，没有任何人生的阻碍。她们的出现，使得文坛再次被划分为“严肃作家”和商业作家。“严肃作家”们指责美女作家堕落淫荡，无可救药，但却显得言不由衷。他们当然并不真的以为在今天，文学对社会的道德影响仍然巨大，也不是因为美女作家完全没有艺术目的，或没有将性描写上升为一种政治文化（比如女权主义）。他们恼怒，是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就像张爱玲说的：“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说到底，这种“下半身写作”难道不是从来就没依托过一个真实价值的当代传奇的逻辑发展？
“严肃作家”们早已高扬起欲望的旗帜，像发现真理一样宣称“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余华语）。在先锋派、新生代和女性主义小说中，肉体作为一种虚幻的颠覆力量，被不厌其烦地使用。即使那些偏重民族叙事的作家，也把肉欲视作过去时代的核心经验。因此，就身体写作而言，“严肃作家”与美女作家并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前者叙述的是别人的性欲，后者叙述的是自己的性欲。在陈忠实《白鹿原》、阿来《尘埃落定》等描述前现代社会的浪漫故事中，欲望成为历史的解读物，或者被历史所解读。这与其说是出于生活的逻辑，不如说是出于市场的逻辑。既然中国作家们以前就未曾找到过反抗精神教条的力量，那么今天他们的价值缺失就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因为他们采用的是民族叙事，所以更加缺少个人的体验。构成冲突的人物的阶级性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性和民族性。以前万恶的、卖国的豪绅土司变得有情有义，至少在民族大义上，他们是无愧于心的爱国者。真正的敌人依然存在（尽管这往往被作为背景），但已经不再以阶级来划线，而是以民族来划线。这种历史阐释的视点，与过去阶级斗争年代和新时期初期的小说一样，仍然是主流话语的操作和体现。然而，只要稍微观察一下我们周围就会发现，在民族主义话语高扬的同时，当代人的自我危机都在变得更加深重。
经历了几年的沉寂，先锋派作家纷纷转型，相继推出他们的新作。莫言的《檀香刑》依旧沉溺于久远年代里残酷的诗意，书中对酷刑的展示多出于想像。看多了他的作品，就觉得处处露出伪民俗的痕迹。但我认为，要写出人性的恶，是不需要任何虚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已经表明，在这一点上，精神的展示要比器物的展示更加真切。格非的《人面桃花》在精致纤巧的叙事中向传统回归，作品的弊病在内容贫乏做作，处处袭用旧式小说的语句，还让土匪与人质在雅舍里吟诗作对。评论界对此一致叫好，好像读者不知道文学史上有过鸳鸯蝴蝶派作品，这只能说明当代文学界已经完全丧失了现实感和审美品位。余华的《兄弟》再次写到文革，夸张鄙俗的性欲构成了全篇的主干情节，欲望导致文革中的家庭灾难，又导致患难兄弟在新时期反目，最终造成人亡欲尽的悲剧。作者想对文革和新时期做出马尔卡斯式的百年阐释：一个自为的世俗社会突然遭遇到历史。在作者的心里，依然保留着对“活着”本身的品赏，小说中反复言及李光头偷窥女人下体的情节，便是为了阐释这一点。然而，毫无顾忌地展现欲望并不表明作者获得了内心的自由。由于精神被限制在肉体之内，作品缺乏更高的人生观照，成为一个白纸上的悲剧。艺术的法则从来都是，从永恒的角度去领会现实，而不是相反。如果让欲望主宰我们的心灵，我们看到的将永远不过是欲望的幻象。
中国当代小说一直存在着两个突出的特征：政治和传奇，二者其实都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传统。虽然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从来都不是那么天真，但对于文学却持有一种非常浪漫主义的看法，唯有在小说中我们可以逃避现实，抚慰人生。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其实问题还在于，传统和现代文化缺乏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它造成了中国人为活着而活着的心理。不是活在真实之中，而是活在当下，并以此去想像这个世界。这种文化心理上的结构性缺陷，使得大多数中国作家不能超越自身，发现和描写生活的真相，甚至在处理苦难的题材时，他们也往往会将它写成一个奇特的故事。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部当代中国小说史，缺少的从来都不是传奇，而是生命的写实。
注释：
〔1〕Leung，Laifong； Morning Sun：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
E。 Sharpe， 1994）一书中对陈建功的采访。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十六章第二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第四章，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不忘历史，冯骥才图文书〈三寸金莲〉》，载《京华时报》2004年3月4日。
〔5〕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三联书店1998年版。
越界的身体
——当代女性小说中的同性之爱
？ 任亚荣
如果我们暂时抛开狭义的同性恋文学，只是把同性爱作为一种现象加以考量，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大批女性小说的出场，确实显得很突兀。
这些小说重新审查自身与自身所处的两性关系的实质，与发声于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论述遥相呼应。然而，不同于那个时期女作家如凌叔华、庐隐等人在小说中营构的同性之间的浪漫，只有精神、灵魂而身体缺席的特点，这批小说中的同性爱导引出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那就是身体的出场。
女性同性爱的进入小说首先源于命名冲动。早在1989年王安忆发表的中篇小说《弟兄们》当中，就出现了同性爱的萌芽。三个女性特质并不明显、处处大大咧咧的大学女同学称呼彼此为“弟兄”，长期的亲密相处，使她们感觉到很自足，甚至质疑丈夫们存在的必要，进而对婚姻这种男女在世俗生活中结成的僵化关系感到怀疑、厌倦甚至绝望。“因为异性间是无可避免地要走入歧途，以情欲克服了思想，以物质性的交流替代了精神的汇合，而肉体最终是要阻隔精神的。所以，同性间的精神对话实际上是唯一的可能”。“弟兄们”其实是亲如姐妹的三个女性对彼此关系的命名，她们用这样的命名直接地表达了对男性世界的轻蔑。
显然，《弟兄们》中的三个女性之间的情谊仅止于精神的沟通，身体或者说“性”还是一个无法与情感合拍的问题，女性并没有摆脱传统文化的重负，王安忆企图让这些女性的友谊有进一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