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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黄裳只是在序中谈到自己的诗歌创作而已，这并不表明其《演山居士新词》就会收有诗歌作品呀。若序中谈及某种体裁的作品，则集中必收此体裁之作，金文明的这一推断以及将“新词”概念涵盖诗、词，实在古今未有、闻所未闻。
黄裳确实有诗词合编的集子，但合编以后集名叫《演山先生文集》，而非《演山居士新词》。此文集共六十卷，含诗、词、文，为其子黄玠重辑，于南宋乾道二年（1166）刻于建昌军学。然此集宋刻本已失传，现存影宋抄本和源出宋本的抄本，卷三十为词，凡五十三首。这本附有词的文集非黄裳身前所编，故而无法用来推翻章培恒先生关于“活人自己把自己的词编”入文集或全集始于陆游的论断。关于宋人词集的具体情况，读者可参阅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及香港饶宗颐先生《词集考》。
“新词”漫议
？ 万 方
在《谈“自编词集”与“编词入集”——与金文明先生商榷》一文中，韩立平先生以黄裳《演山居士新词·自序》之“集”名中有“新词”，便认为“就可以知道这绝不是诗词合编。‘新词’这个概念是不包括诗的，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宋人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金文明的这一推断以及将‘新词’概念涵盖诗、词，实在古今未有、闻所未闻”。
笔者向来安贫乐道，对专家学者提出的“古今未有、闻所未闻”之常识性问题，自然不愿意卷入来这一混水。我觉得做学问的常识是，要下一个结论，尤其是否定他人说法的结论，至少首先必须查一下工具书，或者上网检索一下，以避免自己在常识性问题上犯错误。其实，《汉语大词典》第六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5页即收有“新词”条，第一个义项便是“新作的诗词”，单以诗，便引用了唐刘禹锡《踏歌词（四首）》之一、清吴伟业《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和民国鲁迅《赠人（二首）》之一等三处诗句例子；倒是词，却只引用了辛弃疾《丑奴儿》一个例子。原书俱在，读者自可查阅。
这里再举几个另外的例子。刘禹锡《踏歌词（四首）》之三：“新词婉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薛能《杨柳枝》：“数首新词带恨成，柳丝牵我我伤情。”以上均见《全唐诗》卷28《杂曲歌辞》。该卷及《全唐诗》卷441还收有白居易五言《小曲新词》二首；另《全唐诗》卷457又收录白居易七言《长洲曲新词》一首。宋元以降毋论，清吴嵩梁之《挽姬绿春》诗亦有“定情诗扇教随殉，谁诵新词遍九泉”语，可见“新词”并非专指“词”而兼及诗，当无疑义。
《旧唐书·李白传》云：“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这里提及李白所造之“十余章”新词，似应包括人所熟知的“云想衣裳花想容”等七言绝句《清平调》三首；而所谓“乐府新词”，指的是供廷音乐机构乐府（梨园）演唱的新诗歌（歌词）了。此即《全唐诗》卷438所收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诗中所说的“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这类“新词”又称“乐府新歌”、“乐府新辞”，此为常识，不赘。而刘禹锡、白居易等所称所写的“新词”，则是为民间曲调（民歌）所填写的“歌词”，体裁还是五言或七言的诗，而不是长短句的词。
回到黄裳《演山居士新词》来。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纂之《宋集珍本丛刊·演山先生文集》提要云：“黄裳平生所为诗文词自编、自序数集，主要有《演山集》、《言意文集》、《长乐诗集》、《演山居士新词》等。……《长乐诗集》乃徽宗政和五年‘以长乐所为词章书刻于石’。《演山居士新词》乃闲居无事时所为长短篇及五七言。”该《提要》所据所引，为黄裳自序中语。黄氏《演山居士新词·自序》所称“演山居士闲居无事，多逸思，自适于诗酒间，或为长短篇及五七言，或协以声而歌之，吟咏以舒其情……”正清楚地表明该“新词”集所收之内容包括“长短篇”的词及“五七言”的诗，而且与刘禹锡、白居易一样也是为“协以声而歌之，吟咏以舒其情”而填写的“新（诗歌）词”。至于《提要》所称“以长乐所为词章书刻于石”之《长乐诗集》中的“词章”，更清楚地表明“诗（集）”乃至“诗文（集）”均可以称之为“词章”。与“词”搭配所组成的可以泛指诗词文的语词还有许多，有兴趣者可以自行查阅有关工具书。
顺便提及，韩立平先生说到：“清人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人别集凡一百三十部，其中附词者四十四部。但这些附词的别集，从现存资料看，并非皆作者身前自编”。何谓“并非皆”？这一未定之辞表明韩先生也拿不定是否还有那么数部不能排除其为“作者身前自编”，怎么接着又自相矛盾武断地说“唯有陆游《渭南文集》可以确定为其晚年手定”呢！看来行文遣字还是多推敲一下好，以免犯史料或语词上的常识性错误。
强作惊人语背后的曲解与悲哀
？ 耿 法
张耀杰先生《〈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一文，没有掌握或发掘出任何新史料，只是凭断章取义地摘录《两地书》中的片言只语，加以曲解，便武断下结论，实在有强作惊人语而违背史实之嫌。
《两地书》中第一封信是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写给鲁迅的求教信，鲁迅于当日即回信，见解坦率真诚而深刻犀利。首先，我们来看看张耀杰先生是如何“引用”鲁迅的第一封回信的呢？请看：“被许广平认定为‘更刚率十二万分’的鲁迅，在当天写出的回信中对女师大校事避而不谈，说：‘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真是没有法子。’”“许广平接到这封‘真是没有法子’的回信后并不泄气，反而从鲁迅平时的讲课中发现了比‘专与苦痛捣乱’更加激烈的‘无赖手段’：‘奇形怪状层见叠出，这叫人如何忍耐得见着，无怪先生要当‘土匪’去了！也杀个干净，痛快痛快！’”
翻翻鲁迅的原信，就知道什么叫断章取义了。张耀杰先生将鲁迅复信中的要点抽去不谈，从信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各抽出一句加以拼接，即使后一句话也不摘全。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信的前半部分有这样的话：“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是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这是对青年极其负责任的真话。在信的后半部分，鲁迅写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