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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对代议制的思考，已经广泛触及整个社会与其代表之间的关系所面临的难题。一方面，卢梭认为，政府就是被社会赋予权力的一个人或若干人、行政官员或组织，它仅仅是整个社会所选定的工具，却享有一种实际上不受限制的权力。另一方面，他又将主权描绘成某种既不能被代表也不能被分割的东西，因为任何局部意志的表达，或迟或早注定会与共同体的普遍利益发生冲突。然而，这样一个既不能被转让、被委托或被代表，也就不可能被行使的主权，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现代政治体制，又如何能根据卢梭提出的那些前提进行运转呢？
贡斯当说，如果像卢梭一样确信人民主权不受限制，等于是随意创造并向人类社会抛出了一个本身过度庞大的权力，不管它落到什么人手里，它必定构成一项罪恶。把它委托给一个人，委托给几个人，委托给所有人，你仍将发现它同样都是罪恶。主权只能是一个有限的和相对的存在，这是独立与个人权利的起点，是主权管辖权的终点。社会跨过这一界限，它就会像手握屠刀的暴君一样邪恶。世界上只有两种权力：一种是非法的，那就是暴力；另一种是合法的，即普遍意志。
贡斯当认为，现代的政治代表制是先进商业社会劳动分工的自然结果，就如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分析所指出的，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而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而也是不可或缺的，决不能放弃他所描述的两种自由的任何一种，而是要结合。必须将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在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实践范围内结合起来，它们之间的冲突才能得以解决。他说，遵守程序能够遏制专横权力，程序是社会的保护神。只有程序才能保护无辜，它们是使人们融洽相处的唯一手段。
贡斯当认为，立法和言论自由，只是在现代自由的大厦四周搭起了脚手架。如果将它们同现代性的全部精神和艺术成就分离开来，它们便只能仅仅是脚手架而已。制度在尊重公民个人权利的同时，必须事先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使之不要忘记自己与共和国的命运利害攸关，由此保持公民参与政治的活力，这就要求公民自由和个人美德的完美结合。贡斯当通过描述小说中主人翁阿道尔夫的失败经历，指出在现代社会有利于维护自由的某些道德素养：意志坚强，沉着镇定，信守诺言，仁爱，同情心，都是能够帮助现代共同体的公民过上和平、有益生活的一般美德。
和所有古典自由主义的大师们一样，贡斯当同样吸取着古代共和国的营养。他写道：我不会加入共和国诋毁者的行列，古代的共和国使所有高尚的灵魂充满了深邃而独特的情感，在那里，人们的天赋可以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得到发展，以致人们对自己的力量深信不疑，感受到自己的活力和尊严而朝气蓬勃。
然而，他亦对极权主义可能产生的途径心怀警惕，他指出：“每当政府声称为我们做事情，它都比我们自己做更无能、代价更昂贵。”
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中曾说：“古代人对罗盘仪的无知意味着古代的航海家必须永远在海岸附近航行。穿过海格立斯柱，即直布罗陀海峡，被认为是最勇敢的探险。最善于航海的腓尼基人与迦太基人，也只是在很晚的时候才进行这种探险，他们的行为在很长时间没有效仿者。”
而在亲身穿越自由的“海格立斯柱”之后，贡斯当在新大陆上给我们展示了一条小路。路标上写着一个醒目的问题：随着传统认识方式的崩溃，如何重建一条非教条主义的途径去解释现代社会？他为政治理论保留了这样的指南：澄清思想，匡正道德。
由此，当我们把贡斯当称为一个自由主义大师时，恐怕要借助于福柯提出的定义：与其把自由主义看作是“一种具有一定严密性的学说，一种对既定目标具有一定明确性的政策追求，倒不如把它看作是对政治实践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一种方式更好”。
毫无疑问，现代的自由主义大师们，伯林、施特劳斯、罗尔斯、哈耶克，在这条道路上自问自答，特立独行，都走得足够远了……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阎克文、刘满贵译，冯克利校，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民歌里的民俗
？ 毛 翰
（一）
来自民间的人生观的基调是“苦”，生命的原色是“苦”，民歌的底色也是“苦”，是苦中作乐。就像陕北民歌所唱的那样：“天上星星三颗三，唱个酸曲解心宽。东山上的糜子西山上的谷，咱们黄土里笑黄土里哭。”“烂裆的裤子漏水的锅，没钱的也爱些穷红火。过了新年十五天，秧歌打在你门前。”山西民歌《交城山》也以其苦而成天籁：“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一辈子也没坐过好车马。交城的大山里没有那好茶饭，只有莜面靠佬佬还有那山药蛋。”陈哲作于1987年的《黄土高坡》：“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日头从坡上走过，照着我窑洞晒着我的胳膊，还有我的牛跟着我。”词风苍凉感伤，空灵沉郁，庶几得其真传，近乎本色的民歌。
而我们见到的更多的当代文人创作的民俗之歌，则显得浮泛浅薄、矫揉造作，既不得民俗真谛，也不解民间真情，倒不脱居高临下的教化腔和粉饰生活的积习，如这样一首《瑶家吊脚楼》：“瑶家吊脚楼，日出披红绸，飘飘彩霞作窗帘，四季如画笑声稠。瑶家吊脚楼，月圆挂绣球，木叶悠扬芦笙脆，甜蜜好像水长流。瑶家吊脚楼啊楼，啊吊脚楼，就像那航船连航船，无限风光在前头……”
正月里是新年哪咿哟喂，
妹娃去拜年哪哎喂。
今那银儿梭，明那银儿梭，
阳雀叫哇八哥鹦哪哥。
女：（白）雪妹娃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
男：（白）我就来推你嘛！
艄公你把舵扳哪，妹娃儿请上船！
哦吠咿喂呀咿哟喂，将妹娃推过河哟喂！
这首如今蜚声中外的《龙船调》，原为湖北利川县土家族民歌《种瓜调》，歌词原有十段，从正月（正月里是新年哪，瓜子才进园）唱到十月（十月瓜完了，瓜种要留到）。1955年，利川县文化馆周绪卿、黄业威二位下乡采风获得，经删改而成。《龙船调》保留了它的民歌原作的精髓，形象淳朴生动，语言通俗精粹，表现土家儿女的开朗而含蓄的性格，和灵山秀水间的淳厚民风，大俗大雅，已成为公认的民歌经典。
哟，大山的子孙哟爱太阳喽，
太阳那个爱着哟山里的人哟。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水路九连环，
这里的山歌排对排，这里的山歌串对串。
十八弯，弯出了土家人的金银寨，
九连环，连出了土家人的珠宝滩。
没有这十八弯，就没有美如水的山妹子，
没有这九连环，就没有壮如山的放排汉。
……
这首《山路十八弯》也出自湖北，系文人创作，前几年也大走其红。然而，同为民俗之歌，它与《龙船调》相比，其艺术品位却有天壤之别。其开头两句算是引子吧，“大山的子孙哟爱太阳喽……”很容易让人想起文革腔调“葵花朵朵向太阳”，作者的本意应该就是如此吧，说白了，就是子民之与皇恩，就是“大山的子民哟感皇恩喽，皇恩那个普照哟山里的人哟”。阿谀之后，便是粉饰，便是土家人的“金银寨”“珠宝滩”，可是这镶金嵌银、珠光宝气的粉饰之辞，与土家农民的真实生活究竟有多少关系呢？
歌词的思想立意如此，艺术表现也很贫乏，“美如水”的分明是阿里山的姑娘，“壮如山”的分明是阿里山的少年，原封不动地搬来形容土家族的“山妹子”“放排汉”，那土家风情的个性何在？歌词的创意又何在呢？其第二段所谓“质朴朴地表情谊”“土家人的梦和盼”等句也很生涩。容我说一句刻薄的话，此歌在当代歌坛走红，实在是鱼目混珠，以莠充良，足为我们的词作者戒。
（二）
民俗往往可以入歌。
其一，对于我们自己的民俗文化为之自豪，歌唱它，就是歌唱我们热爱生活的情怀，表现它，就是表现我们的生活情趣和自信。如山西民歌《牧歌》：“赶上那牛儿呀上西山，山歌哟唱上白云端呀，牛儿哟赶上西山顶，竹箫哟吹上呀九霄云呀。白云听我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