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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絮语 书屋絮语
邵水游
学界新论 作家的根在哪里？
邓晓芒
学界新论 传奇年代的“终结” 景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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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新词”漫议 万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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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蔡元培、胡适红学论争 陈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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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新解 在华心路四十年 王 昊
旧事新解 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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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摘登 “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 葛栋玉
封 二 空城计 高马得 画 许宏泉 文
封 三 无 题
《书屋》二〇〇六年第十一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邵水游
“小说”确有“大义”存焉。近代“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无不指向思想启蒙、惠及大众一途，及至五四，一脉相承，人文蔚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无疑是激扬近代文艺革命之余波，手段与目的相互辉映。先是现代诗歌萌芽，再延及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齐齐破土，一时全民踊跃，洛阳纸贵，说其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决不为过。当年，任何一首诗、一部小说或一本著作，一出笼必引来万人争观，莫不耸动，煞是热闹。那时，西学东潮同时迸发，颇为壮观，至今想来那些似懂非懂的理论著作，读书人差不多人手一册，可以说十年的光景，国外几百年来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成果，国人都迫不及待地拿来啃过遍。九十年代以降，消化不良的后果才出现，多元化掩盖了种种孱弱，荆棘满目，歧途纷纭。
对八十年代的反思，绝非新世纪才开始。当时，韩少功先生一篇《文学的根》是一引子，它既是小说转向的一种标榜，又是文学自身反省内力的爆发，人们因过多地关注其标志作用，反而错过了整体反思的机会。及后，韩少功先生更多地以思想者的角色出现，不停息地在进行批判，至真至诚。其实，这股反思的力量一直在延续，横跨世纪，或隐或露，不绝声响。今年，查建英女士与八十年代文学界热点人物对话录的出版，残雪女士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厌恶”的发言，格非先生以一部小说《也不过是垃圾》为标识，三桩事件最为醒目。
文学走到今天，似乎已完成了一个轮回，正在寻找突破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可能来自形式的革命，因为这些年的实验，已将各种花样玩尽，也绝不可能来自下半身革命，因为网络裸体流传，已再无私秘的空间，真正的力量应源于生活里深刻的真实、人性的高度和引导想像的实力。我们可以一遍遍地重温革命或世俗的“传奇”，但总有一股活鲜之力会从其中产生，因为人们总会拒绝平庸，总会接受人性与写作高度的挑战，来应和思想的律动，文学总会在潜移默化之中找到真正的价值，并包孕“大义”。
本刊自去年以来，一直对当代小说、散文、杂文等进行检讨，包括这期邓晓芒、景凯旋等先生的文章，实在是想看到文学走出困境的方向和愿景，也使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中国古地图——
历代舆地图
毛泽东爱读史书，但苦于读中国古史时对古地名之今域所在不易悉知。1954年秋，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毛氏相询于吴晗，吴便向其推荐了一部地图集，即杨守敬所绘《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简称《历代舆地图》。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今宜都市）人，清末民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书法家和藏书家。幼年习商，后对沿革地理产生兴趣，与邓承修共同修撰《历代沿革险要图》，复与饶敦佚一道修订，于光绪五年（1879）刊行。光绪末年，在门人熊会贞协助下，杨氏对该图再次补充修订，以《左传》、《战国策》等先秦典籍及历代正史地理志、郡国志等为主要考订依据，以清初实测之《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又参阅宋人税安礼之《历代地理指掌图》、清六严之《舆地图》及胡渭《禹贡锥指》中之地图等，融古代地理资料与近代地图绘制技法于一体，终于编成这部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仍是卷帙最为浩繁、内容最为完整的历史地图集。学界视之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地图学的一个里程碑。自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06—1911）间陆续刊行。据《观海堂地理书目》统计，该图共分三百五十八卷，四十五个图组，分装三十四册，线装成册。开本尺寸纵二十九厘米、横一十九点五厘米。采用”古墨今朱”法双色版套印，以便古今对照。图集首为《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七十幅（一作”七十一幅”，含当时未刊之”水经注图”），略示历史境域之大势，然后按历史朝代之先后顺序安排图幅，将自春秋迄于明代之山川、疆域、政区、都邑等自然、人文地理要素的变迁资料几乎收罗殆尽、展现无余，其中隋代以前各幅地图多附有序、表或札记等。谭其骧先生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便是在此基础上修撰而成。
此外，杨氏又与熊会贞合撰《水经注疏》，并费时三年合作编绘了一部《水经注图》，以《疏》《图》互证历代水系之变迁。该图集亦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采用朱墨套印形式绘制，以便古今对照、通古观今。图集共四十卷（一作”八十卷”），分装四册，亦采用”古墨今朱”双色套印。编绘时，对于某些疑误处，杨氏还亲历故址实地勘察，并综合各种资料精详考证。它不仅为研究《水经注》的重要工具书，也是堪称杰作的专题历史地图集。
（万 方 周宏伟 文）
作家的根在哪里？
——从对《如焉》的讨论谈起
？ 邓晓芒
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发表于《江南》杂志2006年第1期后，引起了评论界和思想界的极大关注，好评如潮，甚至地摊上还出现了盗印的单行本。今年4月21日至22日在武汉东湖公园举办了一个作品研讨会，邀集了我们武汉和外地的一些名人或非名人，大都不是专业的文学评论家。这次讨论会后来由《南方都市报》作了专题报道，主要是在思想界引起了一些反响，特别是由于残雪的介入，而产生了某种“轰动效应”，但在文学评论界，尚未见有人上升到理论高度来对此加以评说。不过我觉得，残雪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文学评论界认真思考的，这就是作家的根究竟植于何处？她的提法有一种观念上的突破。忽视形而上的问题而只对一部作品作形而下的评价，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在文革中发挥到极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仍然成为文学评论界的主流。我们总是动不动就说这部作品“宣扬”了什么，“揭露”了什么，并由此引申出我们应该“提倡”什么，“鞭挞”什么，却永远也无法理解一部作品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残雪为什么那么厌恶八十年代文学的“传统”的缘故。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情况有所改变，有一大批作家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框架而说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想说的话了，所以，我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峰期。不过，这个年代的文学仍然大都具有某种两可的动摇态势，它既可以是中国作家向人性深处突围的开始，但也可以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叛，有一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例如，即使是在最极端的两性问题上的冲击（《废都》、《丰乳肥臀》、《上海宝贝》等），也仍然有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逆反心理，它们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熏一旦意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