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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学界对徐一士于掌故学的贡献，屡有评介，如许姬传的《凌霄、一士的掌故学》（《人民日报》1984年4月26日），张志平的《徐一士与（一士类稿）》（《人民日报》1985年6月4日），杨云海的《略谈掌故》（南京《史志》杂志1989年第6期），周劭的《徐一士与掌故学》（《文汇读书周报》1991年8月10日），陈左高的《掌故学家徐一士》等，其内容皆不出瞿兑之先生的评价。
《凌霄一士随笔》在《周报》发表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数十年，却长期深埋故纸堆中，似已被世人淡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得知北图收藏有台湾出版的《凌霄一士随笔》，经查阅，台北市的文海出版社此前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丛刊续辑的第636…639辑，全文收进了《曾胡谈荟》和《凌霄一士随笔》，分4辑出版。堂兄徐泽民（凌霄之三子）与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女士的先生早年有同学、同事之谊，与林亦熟悉，他委托我设法与林女士取得联系（林在台北创办了纯文学出版社，熟悉当地学术界与出版界）。此后，在她的热心帮助、牵线下，我与文海出版社负责人取得了直接的联系，社方同意将载有《随笔》的4卷赠书给我们。如今林女士已归道山，笔者颇为伤感。
台湾版的《随笔》四卷本是据《国闻周报》原文影印出版的，除重新编排页码外，未加整理，亦未注明原卷期数，原文每隔数页印有勘误表，以校正前数期文章中的谬误（先父对已发表的自己文章，均仔细阅看，发现错误，立即去函纠正，已成习惯）。我拿到书后，进行校点，在按勘误表改错过程中，发现有文章不衔接之处，即赴国图查阅《周报》原文，发现有漏页情况，即复印补正。长子徐禾正好偶从旧书店购得一本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1980年重印的《国闻周报》总目，这给校点工作带来极大方便。经对号注明卷期，“按图索骥”，又发现有整篇文章漏收之处，亦加以补正。
纵观全书文体，应属于随笔性质的资料文献，先父根据多年采集、积累的资料情况，或时势需要、兴之所至，或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只要符合既定的宗旨，无不信手拈来，加以类比剖解，考证评介，期以信史传诸后世，并无通盘预定的计划。一般不设标题（全书只有34篇文章有标题），连载受每期宇数（约1500…2000字左右）限制，未必都独立成文，有的一期记述互不相关的几件事，也有的数期连续记述一件事或相关的事件。浏览这部书后，我感到它的史学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如能把它整理出版，将是对近代史志编纂工作有益的贡献，若能进一步把它按文章性质加以分类，按类重新编排组合，冠以标题，使之成为带有工具书性质的掌故参考资料书，便于读者选择查阅，或许更有实用价值，特别是对初学者可以提供方便。为此，我产生了将它整理出版的念头，并自九十年代末着手进行。首先划分出独立成文的文章及其段落，拟写出标题；其次按内容分成人物、史料、典制、旧闻、文苑、科举六大类；然后按类重新排列组合；最后编写成使用简化汉字和新式标点的书稿。
2000年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整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全书共设条目860条，按类分章，其中第一章人物76条（以写人物为主线），第二章史料315条（以写事件为主线），第三章典制49条（典章、体制、制度），第四章旧闻204条（遗闻、轶事、民俗、趣谈等），第五章文苑128条，第六章科举88条。书稿完成后，准备联系出版单位。正在此时，女婿竺青在琉璃厂突然发现中国书店已在出售山西古籍出版社早在1997年7月出版的5卷本的《凌霄一士随笔》，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我买回这套书阅看，发现完全是按台湾影印版《随笔》加以整理（按自然段冠以要点或题目）重新排印的（因它保留了台版不该出现的因漏印而笋文章不衔接的错误）。该社未征得版权所有者同意，擅自出版，自属侵权行为陈社1996年曾出版过先父徐一士的《一士类稿》《一士谈荟》等书，并非不知情者），几经交涉，该社亦承认此事。我考虑该社出版此书亦是一件好事，无意再追究。然而该书既出，根据目前出版界状况，我的计划只得暂时搁浅，以待机缘。
往昔读《陈寅恪诗存》，其中有《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畅台山看杏花诗一律》：“当年闻祸费猜疑，今日开编惜此材。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花随人圣庵笔记》一书所记以晚清史实居多，间或述及清代以前和民国初年的一些史事。作者黄浚（1891~1937），字秋岳，福建侯官人，著作除《花随人圣庵摭忆》外，又有《聆风移诗》行世。抗战爆发后，因其出卖在行政院供职时所接触的机密情报给日本人而遭枪决。黄浚虽以汉奸罪见杀，但寅恪先生这种知人论世、不因人废言的态度给人印象至深。
新近购读南京大学张晖先生所著的《龙榆生先生年谱》，作者在论述谱主与汪精卫在抗战期间的交往关系时引用了汪氏不少的的信札及《双照楼诗词稿》中的诗词，颇有寅恪先生知人论世，不因人废言的的遗风。龙榆生（1902~1966），江西万载人，著名词学家，曾任汪伪政府立法委员。汪精卫（1883~1944），原名兆铭，字季新。浙江山阴人，生于广东番禹。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人中国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1911年因密谋刺杀清摄政王而名重一时。抗战期间于1938年12月秘密逃离重庆，前往越南河内，发表“艳电”投敌。沦为大汉奸，死后又被炸坟焚尸，遗臭万年。所著《双照楼诗词稿》被目为禁毁书，流传日稀。近年来，对汪精卫在诗词方面的造诣及表现，开始有文学史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笔者手头有两种汪精卫诗词稿印本，下面拟就此略作介绍。
笔者所有汪精卫诗词稿第一种为上海中山书店印行的《汪精卫先生的文集》，全书共四册，诗词在第四册，目次为“汪精卫文集卷六，诗词：庚戊狱中杂诗、杂诗、词”，为普通5号铅字排印，共27页。据《南社诗话》：“去岁冬日，余于坊间购得汪精卫集四册，第四册之末附有诗词百余首。又购得汪精卫诗存一小册，读之均多讹字不可胜校，曾各买一部以寄示精卫，并附以书问讯此等出版物曾得其允许否？何以讹谬如此。嗣得汪精卫覆书如下：‘奉手教及刻本两种敬悉。弟文本以供革命宣传之用，不问刊行者为何人，对之惟有致谢。至于诗则作于小休，与革命宣传无涉。且无意于问世，留以为三五朋好偶然谈笑之资而已。数年以前旅居上海，叶曾携弟诗稿去，既而弟赴广州，上海民国日报逐日登弟诗稿，弟致书楚伧止之，已刊布大半矣。大约此坊间本即搜集当时报端所刊者。刊布尚非弟意，况于印行专本乎？讹字之多，不必校对，置之可也。”’
第二种为《双照楼诗词稿》，洋装铅印，封面为淡蓝色，签条为淡黄色，其中的“双照楼诗词稿’’为印刷体。扉页钤有‘双照楼印”（白方），又两页分别印有汪精卫“壬午中秋夜作’’诗、“朝中措”词的墨书手迹，书法甚佳。汪氏书学董其昌，以娟秀见长，著名的总理（孙中山）遗嘱即出自他的手笔，广东中山图书馆也藏有汪氏墨迹若干。版式为仿古聚珍版，每半页9行，满行24字，单鱼尾，四周单边，书口上方镌有“双照楼诗词稿”。正文共96页，分为《小休集》（上、下）《落叶集》《三十年以后作》三部分，诸诗按年代编排，词则附于每集诗后。《小休集》前有汪氏自序：‘‘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旨哉斯言。人生不能无劳，劳不能无息，长劳而暂息，人生所宜然，人生之至乐也。而吾诗适成于此时，故吾诗非能曲尽万物之情，如禹鼎之无所不象，温犀之无所不照也。特如农夫樵子，偶然释耒弛担，相与坐道旁树荫下，微吟短啸以忘劳苦于须臾耳。因即以小休名吾集云。汪兆铭精卫自序。，’《落叶集》前亦有汪氏自序：“小休集后，续有所作，稍加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