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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中日韩三国农村的厕所处于同一水平，都是在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放两块木板。
一百年后，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新式便器，便后它会自动喷出温水把人的屁股冲洗干净，然后再进行烘干。日本人的厕所简直跟闺房一样，里面不仅芳香扑鼻，还像工艺展览室一样放置着各种花束等装饰品。
韩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开始在厕所里采用水冲设备。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接近于日本厕所的卫生水平。而且，韩国人还独出心裁，把厕所的名字改为化妆室，引起中国人的阵阵惊慕。农村经过新村运动，也基本都用上了现代化厕所，不过，在边远地区，个别地方还在使用旱厕。
而在中国，尽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不少高级厕所比日韩还要豪华。不过，在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和一百年前一样，没有多少变化。厕所是中国人自卑的原因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外国人到过中国，印象最深的除了长城、故宫的辉煌，也许就是中式厕所的恶臭了。不少老外把对中国厕所的印象形诸文字，许多次地被《参考消息》转载回来，让中国人无地自容却又无可置辩。
中日韩三国在开国之初都被认为是缺乏公德心的社会。津田左右吉１９１６年在《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中指出日本国民性中“公共意识不发达”。韩国教育家金在恩也曾经说“韩国人的心灵深处潜藏着权威主义、利己性、无秩序主义等等”。
中日韩三国的球迷看球都有过乱扔垃圾的习惯。最早是日本球迷从西方学到了退场时带走垃圾的良好习惯，然后是从来不向日本人服输的韩国人也开始这么做。
或者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国民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懒惰，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缺乏开创性，因循守旧，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没有原则，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而诸如“团结、合作、爱国、清洁、开放、学习”之类的优秀品质是现代社会对人们的要求。现代社会的高效率让人们必须善于自我组织，自我教育，现代社会的物质成就使人们有条件建立自尊和自信，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让人们培养出强烈的创新意识。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部分的“劣根性”或者所谓的“中国国民性”改名为“前现代化社会性格”？
我们社会中屡屡为人批评的没有公德心，不遵守规则，即是因前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使广大民众没有充分体会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和对规则的充分信任，他们自我感觉基本还是几千年来被政府管理的被动者，所以没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积极性。所以他们往市政府的广场上乱扔垃圾。在他们的眼里，这个耗资巨大的广场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不考虑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所以他们激不起珍惜之情。所谓中国人善于忍耐，是因为我们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或者反映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机制，中国人也会眼睛雪亮，雷厉风行。几千年的积习之所以现在还有力地影响着我们，是因为还有适合它们生存的土壤。
对一个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又反过来影响性格。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反过来影响历史。
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不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而仅仅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民族不谋求社会机制的改革，而单纯要改变落后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现代化的社会，才能产生“现代性格”，否则，无论用多么大的力量去进行思想改造，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倒置。
中国历史上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我们的性格气质因此存在许多缺陷。但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中国人的缺点并不是什么无药可治的“劣根性”。换句话说，中国人没有必要自卑，更没有理由放弃。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只要像韩国人那样奋然前行，用大力气去改变社会制度机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合理，才能使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发生根本性改变。反思国民性的努力应该最终指向对制度对经历的反思。只有在中国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后，只有在一个成功，公平，每个人都能扬眉吐气的社会里，中国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刚强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个泱泱大国人民的感觉。
韩国人如何对待传统
触目惊心的流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伟大的祖国正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向着富强迈进。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日新月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这种速度自豪。
然而，在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一些事。其中最让人忧心的一件，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巨大文化财富，正在我们手中迅速流失。如果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衡量，在某些方面，我们丧失的，很可能比我们得到的还要多！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国宝，越来越多地流失到了海外。美国最大的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东方文物，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美国各博物馆的中国石雕比故宫还多。世界上４７个国家的２００多个博物馆中，有不下百万件的中国文物。这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我们先人留下来的珍宝，不得不远涉重洋。
在英国的文物贩子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已经形成了行业。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１０万多起，被毁古墓２０多万座。即使是一些有人管理的地上文物也不能幸免，其中有著名的龙门石窟唐代立佛，甘肃１１层高的宋代石塔，以及众多的石刻造像。这些东西大部分都相当顺利地“流进”了外国博物馆（参见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７日《南方周末》）。
盗挖和走私文物的毕竟都是犯罪分子，是人们深恶痛绝和法律理应打击的对象，他们更多地是说明一个国家的法治现状而不是文化现状。那么，普通民众在对待文化遗产上又是怎么做的呢？
据我国长城学专家董耀会介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万里长城，目前只有三分之一基本完好，另有三分之一残破不全，三分之一已不复存在。除了部分景点被开发利用外，绝大部分几近荒废。北京市郊的一片山岭上，一段在考古学上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明长城被人挖去砖石，做了植树用的“鱼鳞坑”。山西某村想把两个砖厂合二为一，中间却有一段长城碍事，村长一声令下，这段历史遗产顷刻间湮灭。事后，不过罚款２００元了事（人民网）。
盗古墓者可判重刑，村长拆长城也毕竟被罚了款，市长县长们毁古城却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湖北襄樊将宋明时期的古城墙拆毁，浙江舟山拆毁定海古城的历史街区和古居老宅，福州的“三坊七巷”要被改造成商业街……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多次叹道，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９日）。
与有形文物的流失比起来，无形文化遗产的毁灭就更加触目惊心。然而，可能大多数读者根本没有听说过“无形文化遗产”这个名词。简单地说，它就是鲁迅笔下的“社戏”，“五猖会”，就是那些有着“封建迷信”色彩的“谢神会”，“跳大神儿”，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皮影戏，是农村过去家家过年贴的剪纸和年画。也许许多人会说，这也是“文化遗产”？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这些问号，正好反映了中国无形文化遗产面临的巨大危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无形文化遗产是比长城、故宫还重要的民族财富。长城、故宫是古老文明留下的躯壳，和博物馆中的恐龙标本一样，失去了实用性，是死的东西。而戏曲、秧歌、剪纸、刺绣这些东西，是活着的文化，集中体现着古老东方文化的独特、优美与神秘，表明着我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