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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世界关在眼帘外
阳光之剑仍毫无阻碍地刺入
世界坠入永夜前
晚霞像回光返照时的酡色
我已经脱水否则一滴眼水
都能让命运在掌中四处游走突围
任何破译命运的人都将
被死神追逐
肋下既已无法生出双翼
我像落叶一样扑向大地
却轻盈着不曾扬起任何尘土
野草顺利穿过躯体
就像钻过一块泥土
生命只是一种惯性连着另一种惯性
任何改变另一面都是重生的阵痛
我玩弄着幸福的门匙
而大门不知去向
窗台
■ 胡九思
三块有色玻璃，
嵌在低矮的窗台边，
只露出一丝空隙，
只透入一点光明。
窗外枯槁的梧桐，
已披上了一层幽绿；
在那点点的空隙处，
翻飞的黄叶飘零。
室中有两把椅子，
坐着父亲和我——
父亲闲读史书，
而我，独自在窗下吟哦。
“孩子，你发什么呆啊！”
“历史”猛敲颅骨——
落下发霉的尘土，
呛着我低下了头。
我只好埋首于作业，
在阴冷的光线中探寻——
我的心啊，你要紧紧地
抱住那光明的答案。
记录岁月是你的笔
■ 邵 滢 王先霈
岁月无痕。轰轰烈烈的历史大事，平淡无奇的生活琐屑，绵长幽远的深情，刹那间心灵的火花，终将付诸滚滚历史长河，一一逝去。写作，或许是人类挣脱去而不返的时间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毕竟，文字的留存将尽可能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更为长久的印刻在后人记忆当中。王利滨同志的《击水清江》应该属于这种记录历史的写作。这本有些特殊的书，不但于作者本人有深沉的纪念意义，不但在湖北文坛是一个新现象，而且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显示一种新质素，引发我们思考探索的兴趣。
这是一本记录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书，但显然不是科技读物，而是作者——工程建设的一位主要管理者，“主管工程以来的讲话、文章和主持起草的主要文件”的结集。作者本意是将自己的书写作为一份“答卷”，希冀能为有兴趣的同行投石问路。这一用心与我国自古就注意水利经验的总结、水利文献的编撰的悠久传统一脉相承。中国最早的一部水利通史《史记·河渠书》，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出现了；以后又有水利断代史，专业水利史，河流水利史，水利工程专史，水利法规，水利施工规范以及水利总结，汇编、丛书等等。无论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史、志中，都有大量水利发展的专篇或文章。到了近代，这一传统也并未完全割断，仍有一些著作出现，并开始尝试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前人经验。记述水利的文献体裁有文，有诗，还有以图为主的著作，真是丰富多彩，蔚为大观。这些著述为后人在兴修水利方面提供了众多可资借鉴之处。而且由于水利与人类生活密切关系，由于书写文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些著述以往往超越了专业技术的范围，拥有着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使人们了解自己生存环境的发展变迁，具有历史和现实、科学和艺术的多重价值。
当我们在这样多重价值取向中阅读《击水清江》，当讲话、文章和文件围绕一个特定的事件——清江隔河岩工程建设，按时间顺序被汇编起来，而且改变了一般文件的作者无名状态，突显出写作者的主体身份，特别是书中充满情感色彩的自序和正文前所加各段按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不再是枯索的公文，而成为一个历史事件的缩影，成为一段历史的真实再现，成为一种情感的发抒。“文件”在此已悄然发生了质的变化。于是《击水清江》成为了一种记录历史的特殊写作。
这一特殊的写作首先是记录了一个工程的诞生。清江隔河岩工程庞大的规模和科学的价值，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准确地表述和理解，我们只需记住仅建设它就历时8年零6个月。8年零6个月，隔河岩工程的组织者和建设者在想什么，干什么？历史是需要人来记录的。更何况作者本身是工程的组织者、管理者，作为局内人，无论是他对工程的宏观决策、在建设过程的身体力行，还是他点点滴滴的所思所感，都是旁人难以细知的。虽然本书作者放弃了常见的回忆录式体例，没有对其文字进行系统的归整和情感的提炼，而是将原始素材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跟前，却赋予文本更多历史自身的色彩，使它本身即成为历史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一种经过事后重新书写的历史。
这种记录不独属于隔河岩工程，它还保留下了工程所历经的时代的烙印。作为一部特别的作品，《击水清江》不同于一般写作多在相对集中的时段完成，尽管后者也可能在不同程度上真实地反映时代风貌，前者却是时代最如实的产物，虽说记录的是水利建设，从中不难窥出一段时代的社会经济史、观念史。从1986年国务院确定兴建隔河岩工程，到1987年正式动工，再到1994年发电机组全部投产，所历时的八年多时间，恰是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上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阶段。隔河岩工程主管部门的更迭变化折射出中国机构改革的步履，始终离不开资金、设备等物资筹措和运作的工程建设史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换、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史的缩影，而这一切又可以归及到人的观念变迁史。正像作者在书中所写“山在变，水在变，隔河岩也在变，清江也在变。而最重要的是人在变，人的观念变了。”当我们看到一段段自己熟悉的历史在作者笔下再现，不得不感叹这种特别的写作方式亦是别有一番魅力在其中。
笔是用来记录历史的，也是用来抒发情感的。在工程建设的8年多时间内，作者自始至终将其指挥完成，而对它的魂牵梦绕更可以上溯到30年前在鄂西生活和工作时将清江视为母亲河的岁月。当年那个畅想清江未来的年轻人，如今这个将自己人生大半岁月与清江相联的老人，仍在牵挂清江流域的发展，期待明天的辉煌。当一个人用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做着同一个工作，直至完成。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丰碑式的工程，更有凝聚其中的心血和汗水，智慧和勇气。尽管高坝没有刻下建设者的名字，但它本身就是由建设者的心血浇铸。我们应感叹的是生命的短暂，一生又能完成多少个这样的工程？或者应该自豪，一生当中竟然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工程！文件的写作本无需写作主体情感的介入，但当一个个原本很少主观情感色彩的文本，集结为一个工程的建设历程的记录，更成为其撰写者心路历程的记录，含而不露地包蕴了作者的深情，两千多个日夜为工程之喜而喜、为工程之忧而忧，尽管他无需再在其中渲染、增添情感的成份，《击水清江》中那份浓浓的情感依然透过文字，流淌开来。书前自序更是将写作者作为情感主体突显出来，牵引着读者带着肃然之情去回头看看他所走过的路，看看隔河岩的路，看看人类在科学地利用自然资源中所走过的路。
虽然王利滨同志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就发表过在全国产生很强烈反响的报告文学作品，以后也保持着与文学的不解情缘，但《击水清江》并非典型的文人写作。或许正如一位作家所坦言，有些人文知识分子对某些大型水利工程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怀疑和忧虑，大约因为水利工程兴师动众、规模大、周期长、耗资多，更关涉人类生态的变化，这一切最易触动人文知识分子从“人”出发的情感立场，在他们的写作中，更多以从人/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对水利工程常常持质疑、反思姿态。水利工作者们自身留下的文字又多具极强的专业技术性，多为科学性的论证。《击水清江》的出现，超越一般的文人视野，又不爱专业术语和技术问题的局限，展示水利人——着眼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着对人类和科学伟力的信仰的群体，同样有血有肉、有情有感地在辛勤工作着。人文和水利工作者立场的不同不能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都只有各自把自己交给历史，让时间作出回答。作者那种造福于一方百姓的真诚，那种对科学手段的自信，那种功过自有后来人评判的坦荡，让我们领略到的则是可以与真诚的人文知识分子相通的写作的情怀和胸襟。
如果说《击水清江》具有记录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