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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25岁，小任22岁。这场恋爱维持了18个月，直到战争把他们俩分开。他们都在宝鸡的合作社工作，霍格把那当成他在西北地区活动的基地。尽管他们这样一对在当时的中国很不平常，但是霍格对这次的关系比较公开。那时，欧洲男人不找中国女人做对象，就算找了，也不会公开。 霍格不在乎别人知道他俩的关系，但是小任也不在乎。许多年以后，她回忆自己爱上这个高个子英国小伙子的那一刻，觉得他就像风中的一片落叶飘进了自己的生活：“那时宝鸡刚经历了一场轰炸。霍格和我去到一间被袭击了的合作社的办公室，里面躺着一个年轻女队员的尸体，她是被炸死的，衣服都裂开了。霍格脱下自己的夹克，蹲下去，给她穿好；然后把她抱起来，背出了城外。他用手挖了个坟墓，我们一起把她埋了。” 除了薄命的蒋赤霞外，霍格在宝鸡和其它地方也有过几个中国女朋友。但他和小任在一起的时间越久，他越觉得这个长沙女孩就是他想娶的人。他在后来写回家的信中也暗示了这一点。 他们俩在山上逛着，谈着他们的将来，霍格还说打算带她回哈彭登见他的父母。据小任回忆说，他们在山路上有过甜蜜的接吻，还经常互通情书。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一直是纯洁的。 然而，在一个只有难民、合作社工人和军队的小镇上，他们的关系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重。为了躲避大家的议论，霍格在一个周末带着小任去了一个旅游胜地——华清池，这是唐朝的一位皇帝为他的爱妃在西安修建的一座浴池。几年后，小任描述了他们在远离宝鸡的华清池度过的快乐时光以及他们对婚姻的讨论： 他从没正式向我求婚，但我知道他想娶我，我也想嫁给他。我们当时都想着，战争结束了我们就结婚。他和其他外国男人不同。那些我碰到过的美国人只想和我睡觉，但我从来没答应过他们。霍格不是这样的人，这也许就是我会被他吸引的原因。 战争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战争也将他们分离。小任是一个非常爱国的热血青年，她想去更北边为游击队做更多的事。这意味着她必须穿过国民党军队封锁的地区。霍格担起了这个护送她从宝鸡出发，穿过国民党控制区，再到达黄河流域中部的洛阳的危险任务。通过一路上的关卡和路障对他来说已经不难了，但旅途中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洛阳不是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但因为它离游击队地区很近，警察很可能会审讯、逮捕可疑份子。小任在镇上待了几个星期，等待联络人的口信，霍格冒险去看了她三次。第三次去看她的时候，却发现她已经离开了。那是1941年的夏天。在游击队地下党的鼓舞下，她去了北边的一个练习营。他从此再没有见过她。11月的时候，他写了封信回家，告诉他妈妈他差点就结婚了，“可日本人偏偏发动了一场大战，而她选择了她的国家。”
小任在游击队接受了一年的练习。1944年她加入了八路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前线战士。这是对她军事技能的充分肯定，因为游击队中只有2％是女性。 霍格从来没有忘记过小任，他们一直保持通信，直到他去世。每次收到小任的来信，霍格都会兴奋得跳起来。路易·艾黎记得“他兴高采烈，一整天都乐呵呵的，把她的信拿出来一遍又一遍地看，直到最后因为看了太多遍，信都快成碎片了。她一直在他心里。” 1940年1月12日，霍格听说了一个让他感到惊异的消息：凯瑟琳·霍尔违反了日本人的驱逐令又回到了战区。她是一个43岁正直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岁月已经锻炼了她面对死亡、疾病和战争中的暴行的勇气。在她治愈霍格的斑疹伤寒后不久，日本人就烧掉了她的诊所。在把从北京购买的大量的药材偷运到游击队地区途中，她被日本人逮捕了，并被送往北京进行审讯。他们用死威胁她，并把她送上了一艘开往新西兰的船。在香港，她跳下了船，参加了中国的红十字会，并协助他们把两大卡车的军需药品送往800英里外的北方。 这批军需药品的目的地是救治八路军的一个医疗所。医疗所是由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开的，他是在抗日年代涌现出的一名非常杰出的人物。他是一位49岁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爱喝酒、爱结交女性、有着敏锐的头脑和火爆的脾气。他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决心重新参加战斗，和法西斯斗争到底。于是他在1938年向毛泽东提出愿意为他们服务。当时，游击队的医疗条件很艰苦，伤兵们只能在战地接受近乎原始的手术。白求恩在尽量靠近前线的手术台辛勤工作着，在缺少药品和麻醉剂的情况下，他实施了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手术。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成为了一个传奇，也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革命将领的永远纪念。 霍格对于像凯瑟琳·霍尔这样一位性格刚烈的传教士，会和白求恩建立深厚的友谊很感爱好。白求恩很欣赏霍尔的专业精神、她的勇气和她不顾生命危险跨过敌人的防线运送药品的事迹。他也知道她偶然还帮助那些遭到日本人追捕的学生躲在卡车里，逃离北京。霍尔也很喜欢白求恩这位朋友，她欣赏他自我、率性的性格，还有他能把一棵老树下满是灰尘的一小片地变成一个战地医疗所的本事。 正如她的传记作者瑞伊·麦奎格所指出的一样，这位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她的工作和信仰的坚强的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在白求恩身上找到了共同的理想，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都想在农村地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医疗服务网。他们想在农村建立培训基地，让村民把握基本的医药知识，这样当地的村民就可以当卫生所的医生。他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农村地区肆虐的疾病，比如斑疹伤寒、霍乱、痢疾、疟疾和脚气病都能轻松治好。 白求恩在游击队前线的医疗所工作，他的基地则在毛泽东在延安的总部。凯瑟琳·霍尔也经常与他在同一个地区工作，她要保证白求恩手术所需要的基本药品和设备。他给了她一份很长的军需药品的单子，需要从北京偷运过来。 他们两人都是远离祖国和亲人、过着危险、孤独生活的人。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在长达18小时的混杂着血、泥污和伤兵的惨叫声的手术结束后，白求恩非常疲惫；而凯瑟琳·霍尔则有《圣经》来作为精神支持。她有她的信仰、祷告书和她的圣洁。然而只要他们在一起，他们就会谈到夜深，畅谈各自的家庭、生活和理想。 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医务人员都猜测这两个外国人之间有段罗曼史。白求恩和同一个女人两次结婚又离婚了，而霍尔从未结婚，一生单身。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给一名伤员做手术时，因为没戴手套，他被割伤的手指受到感染，死于败血症。霍尔当时正在从香港采购药品回来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后，她很悲伤，就像听到两个哥哥在一战中战死的消息一样的悲伤。几个月后，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她染上了脚气病。为了保住性命，她被迫离开这里，回到了新西兰。
霍格对霍尔的评价，关于她毅然回到中国，给她崇拜的一个医生送军需药品，以及她痛苦的离别，是很符合当时的情境的。“假如说有勇敢女性的话，霍尔就是！”他在1940年1月12日写回家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 担任洋秘书以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被派到宝鸡以南160英里眉县一个村子的小工业合作社工作。这是一个荒凉的小地方，四面都是贫瘠的山坡，唯一的亮点就是汉江的鳞鳞水波。伦敦市长为中国筹集了5万英镑的资金，这是笔大数目，折合今天的1100万英镑。这笔钱主要是投入当地的合作社建设的。合作社派他来弄清楚这笔钱的去向。在河水的浅滩里，霍格还发现了派他来的另外一个原因。 一个男人孤零零地站在浅浅的河水里，像只孤独的水鸟。蓝色的工作衫敞开着，长裤卷到了膝盖，旁边放着简陋的筛子和浅口盘。这个人的孤独和他四周环境的贫瘠是显而易见的。光秃秃的山坡后埋着的是金子，而这个男人的背后则是成千上万个和他一样命运的人。 通货膨胀削弱了法币的购买力后，黄金的价格急速上涨。匪帮们从淘金者那里抢夺黄金，交给国民党，就可以领到一笔丰厚的奖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土匪都是国民党的逃兵。黑市的黄金价格涨到正常价格的三倍时，这些土匪就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