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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全国各地的海关所征收的款项外，国家所能征收的唯一一项直接税就是土地税。税收收入中用于教育、陆军、海军、国防及警察、穷人等的数额是绝对无人知晓的。在中国，政府官员的薪俸采取的是一种十分简单的支付方式，这种方式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压力，因为早已形成并延续至今的那套体制会以一种高度令人满意的方式向他们支付工资和承担其他开销。当然，那些长期以来受苦受难而钱财又被榨干了的普通百姓是无法享有这种待遇的。土地税的征收方式体现了这个国家经济体制的绝妙之处，依靠它，政府能够在无需支付工资和其他杂费的情况下就可以使国家的权力得以维护下去。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新王朝执政以后，它总是根据自身需要颁布新的宪法，并把其作为未来各种法律的基础，这一点在中国可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当满人在公元1644年登上权力宝座后，他们按照以往的惯例，颁布了他们称之为“大清律”的法律，这份文件改变了土地登记的方法，严格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所拥有的耕地和占有的土地数交纳税金。这一做法似乎体现了一种公正和宽容的精神。假如政府在这件事上扮演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最终的结果是，它极其希望土地税不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在水田地区，是按水稻的插秧量来征税的；而在旱地上，则是根据播种量（以升为单位，与英国的计量单位配克相似）来确定一个征税的量，并以豌豆作为折算的标准。
税的征收标准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它随着土地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富饶的高产地区，水田里每播下一升稻种将要上交八至九个便士，在旱地则只需交纳四至五个便士就够了。但在贫瘠或少雨的地区，征税的数量要根据情况成比例地减少。在征税过程中，应对农民予以适当的照顾，他们不应该受到过分的敲诈。
土地税是一项十分稳定的税种，满人上台时它就存在了。直至今天，有关征税的规定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发生过革命，但并没有对地税的征收产生过什么影响。共和政体仍然没有在法律上获得承认，中国人遵守和服从于法律的天性使旧有的秩序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纵然皇帝已经消亡，但国务会议却无法召开。
地税远远谈不上沉重，但它的征收方式却常常给那些愿意交税的人带来极大的悲伤与不公。收税的人总是些劣迹昭彰、名声很坏、极其虚伪的家伙。他们不仅没有工资收入，而且他们现在所拥有的职位也确确实实是花钱买来的。作为对自己所支付金钱的回报，他们唯一要求得到的就是一种特权，凭借这种特权，他们可以想方设法地从人民身上索取钱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干每件事时都必须披上合法的外衣。在中国人眼中，法律、古老的风俗、旧有的惯例都是神圣的，在尊重法律和传统的幌子下，他们可以想出各种办法将坏事做绝。
《中国人生活的名与暗》第一部分土地与土地法则（二）
这样一种收税方式确确实实符合中国人的天性，他们宁可采取转弯抹角的方式也不愿采用直接了当的方法。这种方式为收税人创造了一个不受限制地捞取钱财的天地，比之领取工资而言，钱财可以更加容易地流入到他们的腰包。大家都清楚这种收税方式是不公正的，但却没有一个人会建议将其废除。这个帝国的缔造者推行了这种方式。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些所谓贤明的人的私人账户里去看一看，就不会怀疑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是会赞成这种方式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官僚政客们都在利用这种方式谋取私利。这一收税方式及其在操作过程中的权力滥用，使得人们极为恼火，由此而导致的大革命把这个帝国搞得支离破碎。风暴过后，国人已经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但旧有的、让人无法忍受的体制却又重新延续下去，就好像在它们中间，存在着改造这个帝国的新力量的萌芽。
收税人赖以生存的税收方式使他们变得腐败。这些人成了人人都憎恨鄙视的对象。而他们被如此对待确也是合乎情理的。他们的脑袋完全钻到钱眼里去了。在收税这条道上，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遍地的财宝。在社交场合中，他们似乎已被某些话题所吸引，但实际上他们的思维仍受着钱财的无形影响。他们的辖区就是一个个“金矿”，它解决了他们每天的吃饭问题，还为他们的家庭囤积了大量财富，使他们能够购置田地，并为儿子们娶上媳妇。然而，这样的“金矿”是需要开采的。就好似那真正的埋藏在地下深处的黄金，需经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辛勤劳动和耐心等待之后方能将其提炼出来。同样的道理，在这一税收方式下，要想获取珍宝，就必须要训练出一个最为敏锐、最为灵活、最为卑鄙的头脑来。
为了达到目的，收税人必须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诡计和欺骗等不光彩的手段，使人们在官僚们那贪婪的手中俯首贴耳，任意受其盘剥；另外，他们还通过敲诈勒索使无数的家庭陷入苦难和悲哀之中。
收税人每年要收两次税。在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收税过程中，他都在想方设法地欺骗和敲诈那些不幸的、受其管制的农民。
这些中国人都穷得可怜，多数人都拿不出钱来缴纳税款，而让他们去筹集这部分款项也实在是件令他们感到苦恼的事情。妇女们将装饰自己的金耳环和发夹献出，男人们也许会把自己的农具送到附近的当铺典当掉。一些因无钱缴税的人会被粗暴和残忍地对待，他们身上仅有的衣物、家中唯一用来煮饭的锅，也会被毫不留情的拎走。
这些贪婪残忍的收税人最热衷于使那些富裕的人在规定的交税时间期限内交不上税。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握住时机。东方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拖沓风气，它对人的性格会产生微妙的影响，即使是那些精力旺盛的西方人，在这里呆不了多久，也会感到自己的脚步变缓，干起事来也有一种拖拖拉拉的倾向了。
在超过缴税期限几星期后，有一个男人带着钱前来缴税，而那位收税人，则面露愤慨之色，质问他为什么拒绝缴纳税款。这位看上去即将被敲诈的倒霉蛋，以一种最谦卑的态度为自己辩解，他说他觉得晚一两个星期缴税并不重要。“不重要？”收税人高声地叫起来，“难道说你拒绝给皇上缴税吗？你会发现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同时你也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昂贵的代价，你必须缴纳双倍的税款。”
这位可怜的受害者不得不屈服了，因为求助于官府也是无济于事的。在其所在的地区，每一位官员都会站在收税人的一边，他们会判定他不仅拒绝缴税，而且还粗暴地攻击和伤害了收税人。
收税人都训练有术，多年的经验使他们学会了如何巧妙地与那些卑微的农民们周旋。有时，一位拥有几小块土地的农民去世了，如果没有亲属，他的家庭就不存在了。然而，他的土地却依然需要纳税，因为国家不允许拖欠税款，人可以死去，但土地却是永存的。在他死后土地被重新注册，而收税人将对纳税一事负责。
收税人是绝对不会自掏腰包的，他会想方设法地让别人来支付这笔钱。于是，他来到一位富裕农户的家中，并把那张没有主人的土地税票拿了出来。这个农民非常生气地拒绝了收税人的要求，并声明自己与这块土地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对此，收税人的脸上露出平静、温和的微笑，他说：“我知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因为我已经确切地了解到你已经占有了这块土地，并且现在正偷偷地耕种它。”
这纯属是一派胡言，但它却比真话更能达到收税人的目的，它使得这位农民十分恼怒并大发脾气，而这正是收税人最希望看到的。他抓住那个农民的衣领，开始将他往门口拉。嘴里还说要把他带到官府，让他吃官司。这个农民完全被一种不公正的情绪所支配，因而丧失了平日的谨慎与理智，他忘记了面前这个人的具体身份，自卫性地进行还击，他的两个身强力壮的儿子也上来帮忙。很快，那个收税人就躺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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