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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和其他副食品，已经所剩无几了。那时候在消费上要花的心思，也主要是在精打细算上。而就消费的本身而言，几乎很少有什么选择性。食盐没有了，酱油没有了，无论兜里还有多少钱，都得赶快去买。就是手里没钱了，借钱也得买。因为那是生活必需品，不买，就没办法生活下去。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看到生活必需品时代在消费行为上的几个基本特点。一是消费项目上几乎很少有选择性，二是要购买的东西，往往是数量多，价格低，三是在购买完生活必需品之后，收入已经很少有剩余，储蓄是很有限的。
但在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的，在耐用消费品时代，用在食物等生活必需品项目上的花费，在人们的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已经越来越小。而更多的花费，是在住房、电器、交通、通讯、子女的教育、医疗、旅游等项目上。其中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住房，也可以说是为生活所必需的，但其中的弹性是很大的。一幢别墅可以住，没有的话，一两间平房也可以生活下去。消费这些耐用消费品或大宗服务的特征与生活必需品时代是明显不同的。首先，消费者的选择性大大增加了。无论是买房子还是买汽车，是旅游还是子女的教育，都需要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花多少钱，买什么样的产品。其次，与生活必需品相比，耐用消费品往往数量少，单价高。房子几十万上百万一幢，汽车从几万到几十万一辆，就是家用电器，一件也往往要几千元。耐用消费品的这个特征，就决定了下一个特征，即人们在购买这些耐用消费品的时候，往往只靠当时的收入是不够的，而是要动用以前的储蓄，甚至还要动用以后可能有的收入（贷款消费，比如购买住房的按揭）。
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与以前时代是根本不同的。如果说，生活必需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由人们的生理需求支撑的，而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则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因素支撑的。如果说，在生活必需品时代，是生产支配着经济生活，那么，在耐用消费品时代，则是消费支配着经济生活。这就是一些人常讲的，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典型特征。这样一来，能不能创造这样的制度和结构条件，从而能否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是能否顺利转型的关键。我们前面说过，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过渡会充满艰难和痛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在西方，20世纪初就已经处于这样的一个转变时期。但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的转变，怎么转也转不过来。最后到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经济大萧条。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是向耐用消费品阶段转变的危机。最后是西方国家在面对经济大萧条的挑战，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福利国家等。紧接着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外部市场条件出现了，西方国家才顺利地实现了这种转变，进入了罗斯托所说的大众消费社会。
那么，要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制度条件是什么呢？从我们上面对西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制度创新内容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从对耐用消费品时代消费特征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人们在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时候，这些东西并不是生活必需品，而且需要花很大一笔钱，甚至要借贷。这就需要社会提供一种制度安排，使得他们对今后的生活有比较明确的预期，使得他们敢于将现在的钱花掉，甚至为了现在的消费而借贷。否则，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耐用消费品的市场也就难以形成。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像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什么恰恰是在经济大萧条那样的困难时期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开始走向所谓福利国家的了。
用这样的观点来看目前我们国内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内需不足和市场疲软的问题，就很清楚了。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已经开始进入了耐用消费品时代，迫切需要形成一种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而在另一方面，在最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却很不完善。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消费模式与制度安排（2）
看一看日常生活，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从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现在许多人在嘀咕这样的问题：将来孩子上学，个人究竟要花多少钱？不知道；老了的时候，还有没有退休金，有没有养老保险，如果有的话又能有多少？够不够维持生存？不知道；将来病了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患了大病，需要多少钱，医疗保险又能解决多大的问题？不知道。类似的“不知道”还有许多。由于这一系列的“不知道”，形成的就是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在中年以上的人口中就更加强烈。因为没有一种明确而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让他们做出预期。由于不能做出这样的预期，无奈之中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多存点钱，尽可能地用这样的办法来获得安全感。而所谓的内需不足，所谓的市场疲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此有关的。
在前两年人们普遍为内需不足焦虑的时候，许多人不明白：人们手中不是有很多钱吗？他们在银行中不是有大量的储蓄吗？他们怎么就不把这些钱拿出来消费呢？确实，与人们的消费行为相联系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人们的实际支付能力。如果人们手中确确实实就是没有钱，那么讲扩大需求也就是一句空话。问题是，大量的存款是存在的，人们的实际支付能力也是有的。但是，人们就是按“钱”不动。政府直接的措施，就是连续而大幅度地降低利率。从1996年4月起到1998年12月止，中央银行已经6次降低利率。1年期的存款利率，已经从原来的915％降到378％。到现在已经降到不足2％。按照道理来说，这样连续而大规模地降低利率，应该能够抑制人们的储蓄倾向，从而推动人们的消费行为。
然而，预期却并没有变成现实。1998年3月底，中央银行第四次降低利率。5月份存款余额增幅反倒较4月份提高了12个百分点。1998年上半年，存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68％。这与80年代一降息就出现抢购风，人们担心“老虎（储蓄）出笼”相比，已经全然是另外的一种景象。统计数字更清楚地表明，近些年来，中国消费需求的增长明显落后于GDP的增长。1986～1997年，GDP年均增长高达98％，而同期最终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82％，比GDP增长率低了16个百分点。利息高的时候不将钱拿出来消费，利息低的时候仍然不将这些钱拿出来消费，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既然不是为了利息，那么人们储蓄是为了什么？是生活中的物品已经足以够用，因而没有了消费需求？是像某些文化学者所说的那样，是节俭的文化传统使得人们习惯于进行储蓄（据说这是亚洲文化的特征）？还是有其他的考虑？关键是这个其他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制度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不安全感，以及在这种不安全感的基础上形成的用储蓄维持安全感的需求。
前些年在研究短期行为的时候，作者曾经发现，制度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短期行为。因为行为的选择取决于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行为预期，而一种较为长期的预期能否做出，以及所做出的预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与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有直接的关系。只有当制度安排具有明确性与稳定性特征的时候，人们才容易做出较长期的预期，从而做出长期行为的选择。然而，最近作者却发现，制度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一种极端化的长期行为。当前我们社会中的储蓄倾向就是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制度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旧的制度开始失去效力，而新的制度又未能建立健全起来。这样的一种状况，对人们行为预期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会明白信用消费、借贷消费对于消费的刺激究竟会有多大。
从这一点来说，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使仅仅对于形成适应大规模耐用消费品生产的消费市场来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