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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惩罚无力症近些年来，虽然不断地反腐败，但腐败之风依然愈演愈烈；虽然不断地打击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违法事件；但这些事件仍肆无忌惮地发生；虽然不断地镇压，违法犯罪却有增无减……
所有这一切，使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种过程是怎样发生的？难道我们社会的惩罚机制失去了效力吗？
关于人性的善恶，哲学家们争论了几千年，迄今没有定论。但无论人们的本性是善是恶，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即任何社会秩序的维持，都需要有系统而完善的社会规范。而社会规范的有效施行，则有赖于一整套必要的社会奖励和惩罚的措施。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奖惩措施，社会规范就是一纸空文，社会秩序就无以维持。
可以说，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重建社会惩罚的有效性，整个社会将失去惩恶扬善的能力，社会秩序将处于严重的混乱。
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中，社会惩罚是如何失去效力的？
二法盲：是原因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惩罚实施的过程，是一种社会惩罚的实施者与社会惩罚的施予对象之间的较量过程。
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惯于用法盲的原因来解释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就是某些违法犯罪者本人也往往是在痛哭流涕，“沉痛忏悔”的同时，异口同声地表示自己是法盲。似乎人们之所以违法犯罪，是由于不知道某些法律条文的存在。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缺乏分析的简单化的解释。
不能否认，由于不懂法律而发生的违法犯罪肯定是存在的，但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违法犯罪行为是与所谓的法盲无关的。只要稍加分析，人们就可以发现，大部分的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相当普遍的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和重大刑事犯罪，都是在清楚地知道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不但清楚知道其行为的法律后果，而且在他们与执法者之间往往存在一场持续不断的较量。一种违法行为发生后，被发现的概率有多大，如果被发现能不能通过金钱和关系在司法机关进行通融，如果不能通融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所有这一切，往往都是要经过仔细考虑甚至试探的。
考虑和试探的结果，决定着行为的选择。如果知道代价太高，就可能会放弃违法犯罪行为；相反，如果一开始就知道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不大，就有可能选择违法犯罪行为。在这中间，受到惩罚的可能性和可能的惩罚程度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而在我们的社会中，有法不依，在执法过程中徇私舞弊的现象，舆论上已经多有披露，在此不再赘述。在这里要讨论的是社会惩罚执行的严格程度问题。可以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惩罚过轻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对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的惩罚过轻。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据报道，最近某市出动上千人上街进行物价大检查。报道说，这次大检查共查出违纪现象800多起。之后，对违纪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共罚款10000多元（《中国工商报》94712）。罚款10000多元，听起来是个不小的数字，但如果简单地进行一下计算，就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800多起违纪行为，共罚款10000多元，平均每起不过十多元。应当说，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绝不是个别的。在社会惩罚过轻的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过轻的惩罚甚至成为鼓励人们越轨的一个因素。因为过轻的惩罚会导致试图违法犯罪者的一种行为预期，即由此而承担的风险成本并不大。
除了这种惩罚过轻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这就是社会惩罚的实施标准不严格，特别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伸缩的余地太大。人们往往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位实施社会惩罚者对一位被惩罚对象训斥道，“凭你这态度，多罚50”。似乎罚多罚少，全然没有固定的标准，而是要取决于被罚者的态度。有的时候，甚至社会惩罚执行者心情的好坏，也会决定着惩罚程度的轻重。在这种情况下，严肃的社会惩罚已经成了一种儿戏，更遑论其尊严了。
三变通、变通、变通！
社会惩罚之所以失去应有的效力，无疑与社会惩罚执行的不严格、不得力是直接相关的。只要观察一下我们社会惩罚执行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社会惩罚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变通。处罚不处罚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给予什么样的处罚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多少年来，我们有一个重复了不知有多少遍的说法，叫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虽然用意良苦，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成为进行种种变通的借口。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变通的普遍化，是与这种社会惩罚在其中实施的社会关系的特点直接有关的。严格而有效的社会惩罚的实施是需要有特定的社会关系作为基础的，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普遍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对事不对人是最基本的准则。而在我们的社会中，特殊的人际关系则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中，规则往往要服从于关系。关系不同，应用的规则和标准也就不一样。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已经严重的损害着社会惩罚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因为任何一种社会惩罚都是要由人来实施和执行的。当人情渗透进社会惩罚的实施过程的时候，社会惩罚就会发生种种的扭曲和变形。最近的《中国青年报·经济蓝讯》有一篇报道《基层央行执法乏力病因透视》，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本来，对专业银行进行稽查监督是基层央行的基本职能之一。但许多基层央行在履行这项职能的时候，却往往是软弱无力。原因之一，就是“央行与专业银行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裙带关系，结成了撕不开、扯不破的人际关系网”。文章写到在央行和专业银行之间“利用职权互相代为安排子女、亲属的现象屡见不鲜。……基层央行，其人员来自当地，他们的家属、子女抑或亲友被安排在专业银行上班，似乎更能找到充分的理由。可是，一查出问题，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是否处理、处理轻重又自然而然地成了令人挠头的事”。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情”、“关系”虽然是造成社会惩罚实施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对其中纯粹的关系、人情的作用也不能过分高估，必须看到，在所谓的“人情”、“关系”的背后，往往存在一种更为恶劣的权钱交易。据报端披露，前几年东北某省曾经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杀人犯被通过“关系”保释出狱。事后经查，除一人外，其余参与此事的人员均与被保释者没有直系亲属关系，而是金钱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这使人们不能不注意，在那些以关系为名而对社会惩罚措施进行的变通中，究竟有多少存在着实质性的利益的交换。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就是有关系，不用钱来打点也不行”。这实际上已经不是人们经常所说的那种温情脉脉的“关系”，而是一种利益的交易，更确切地说，它意味着充满温情的“关系”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的结合。
四法不责众的状况是怎样形成的？
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秩序社会惩罚为何失去效力？（2）
即使排除掉上述因素，社会惩罚无疑也还会有其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其中的情形之一，就是当社会惩罚面对着无数的应当被惩罚的对象时候。
不能否认，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社会惩罚的实施不力，与某些被惩罚现象和对象的众多，从而法不责众是有直接关系的。实际上，坑蒙拐骗的现象已经到了法不责众的地步；假冒伪劣已经到了法不责众的地步；腐败现象已经到了法不责众的地步。法不责众造成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如果一种不良的或违法的现象已经到了“众多”的程度，不受到惩罚和制裁好像是理所当然的，而其中受到惩罚和制裁的个别人反而似乎是“冤枉”的。
当社会惩罚到了法不责众的地步，实际上会起到一种使被惩罚的现象合法化的作用。仔细想一下，就可以发现，人们的是非观念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由历史传统或价值观念或正式立法确定的标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