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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当时我们已经走出百佳超市，后面突然冲出十几个人，拿着刀就砍，最后我们被送到医院抢救。事情发生后，最后没有结果，不能正确解决，甚至凶手都抓不到，其他执法人员也受影响，我们以后没查过刘涌。”在这个案子当中，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以刘涌的弟弟——原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探长刘军为首的一伙人也加入到犯罪团伙的行列。我们知道，在案发之前，刘涌在沈阳市是一个有名的“成功人士”。他拥有20多个下属企业、3000多名员工、7亿元资产，是有名的企业家、沈阳市人大代表，沈阳致公党直属支部组委。
其实，这绝非是一个偶然的案例。最近一段时间在许多地方发生了物业管理公司殴打业主的事件。比如，北京丰台区鹏润家园的业主居然被保安殴打。还有“天通苑〃、“银枫家园”、“鹏润家园”“北苑家园”等小区业主被打事件，广州白云区春兰花园业主被物业公司殴打事件等。而在拆迁过程中，使用黑社会力量的，更是远非个别现象。如在扫黑中被打掉的“呼和浩特市城乡建设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属全民所有制企业。这个公司先后雇用40多人（绝大部分是社会闲散人员）承揽拆迁业务。自成立以来，这个“拆迁公司”因拆迁发生故意伤害他人案件10余起，打伤30余人，使许多拆迁户深受其害，并迁怨于政府。类似的其实远不是只存在于物业管理和房屋拆迁的行业中。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类似的以强凌弱现象，已经相当程度地存在。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曾经分析过信任结构消失与“黑手党”的关系，指出在信任结构消失之后会形成一种以暴力为基础的以强凌弱的结构。从上述所列举的现象中，我们再次地看到了这种逻辑所起的作用。
信任危机与社会秩序从“杀熟”到“凌弱”（2）
然而需要注意到的是，还有一种不是以暴力为基础形成的以强凌弱的现象，这就是垄断。当前我国存在的垄断现象，其主要特点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垄断以及并不明显的自然形成的寡头垄断。在这些不同的垄断形式中，最严重的当然是行政性垄断和以行政权力为后盾的行业垄断。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之后，特别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资源重新积聚的现象，寡头垄断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寡头垄断表现出的以强凌弱虽然不是以赤裸裸的暴力形式出现的，但却同样的蛮横和无理。在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就曾经造就了这样的一些寡头，他们控制了相当一部分金融甚至媒体，同时也造成了一种畸形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个教训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强凌弱、社会暴力和寡头垄断，都是信任结构缺失之后形成的社会秩序混乱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其中的一些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许才刚刚抬头，但需要我们早有警觉。
信任危机与社会秩序信任的缺失与以不信任为基础的结构（1）
有人讲了这样两个故事：
一个人觉得他现在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左手帮右手挠痒痒，右手想，挠得那么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帮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么起劲，然后要干什么？两只手端一碗热汤，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别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样这么寻思。结果，害得他多花了一倍的劲。”
一个人在儿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儿子喝了一大口，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什么都得自己试，谁也别信，爸爸也不能信。”
故事的本身显得有点荒谬。但如果我们将其中的角色换成我们市场中做生意的两个商人，恐怕这个故事就显得普通而又平常了。甚至在其他的社会场所，类似的逻辑也并非完全不存在，差别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信任的缺失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事实上，信任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基础；如果没有了最起码的信任，可能我们的生活就会寸步难行。比如，我们到菜摊上买菜；你说我要两斤西红柿；往往是卖菜的小贩给你称了两斤，就倒在了你手里拿着的口袋里。如果这时候你不承认口袋里的西红柿是小贩刚刚倒进来的，小贩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证明那西红柿是他刚刚倒进来的。但一般地说，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小贩会不假思索地将西红柿倒进去，而你也不会赖账。这是因为他对你有着基本的信任。然后小贩会说：两斤西红柿总共2元钱。你说没零钱，接着就把一张50元的钞票递给了小贩，然后等着他给你找零钱。下面的情节是非常重要的：小贩随手就将50元的整钞扔到了钱匣子里，然后给你找零钱。如果这个时候小贩说，你还没给我钱呢。你有办法吗？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钱匣子里那张50元的整钞，就是你刚才给卖菜小贩的？如果有人让你说出那张钞票的编号，从而证明那张钞票是你的，你十有八九说不出来。但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也绝少会发生。为什么？因为人们之间有着基本的信任。这样的故事说明，哪怕是在我们最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信任这个东西都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如果离开了基本的信任，像在菜摊上买菜这样每天都要发生的日常生活活动，都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现在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出现了信任结构缺失的情况，这个社会的社会生活会变得怎样？许多的研究已经表明，在社会信任缺失的情况下，交易的成本会加大。比如，在我们举的买菜的例子中，如果没有基本的信任作为基础，交易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进行，比如在交易的每个环节上都订立书面的协议，或者都要有共同承认的证人在场。但这样一来，交易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信任结构的缺失，从而使得社会交易成本加大，进而影响社会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在商人和商人之间，首先要把对方假设为一个骗子，否则就可能上当受骗；在消费者和商人之间，凡是要购买一个大一点的东西，总要先绷紧一根弦：可别掉进陷阱里；在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官方的统计数字你不敢完全相信，报纸上的报道你不敢完全相信。这样，人们几乎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向本文开始故事中那端汤的手一样，多用上一倍甚至不止一倍的力气。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
在《信任论》一书中，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曾经分析过信任结构的缺失与秘密社会甚至黑手党的关系。郑也夫教授指出，在一些地方，秘密社会甚至黑手党的泛滥，是与社会中信任结构的缺失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人们不相信用常规的，法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会转而求助于秘密社会甚至黑社会。而这恰恰是秘密社会乃至黑手党能够滋生的基础。他举了一个例子：在黑手党闻名世界的意大利的西西里，在发生偷盗时，如向警方报告，75％的情况是无所作为，15％能找到罪犯，只有10％能追回赃物；如找黑手党调节，只有5％未获成功，当然被盗人要拿出被盗财物的1/4～1/3供调节人和盗贼分享。
对意大利的西西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黑手党，学者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研究，他们将黑手党称之为“不信任的代价”。他们发现，在这些地方，存在着一系列令人遗憾的现象：即使能够给双方带来利益，人们也不合作；人们用受害的手段竞争；在某些场合，即使人们能够从竞争中得到相当大的收益，他们也不这么做。现在的问题是：这是由于人们缺少理性吗？学者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认为，黑手党是对信任普遍缺失的反应。而这种信任的缺失，是在复杂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形成的。他们发现，这些地方在西班牙统治之前，就存在这样的一些特征：顺从而不是反抗统治、贵族贪图享乐、法庭对贵族卑躬屈膝、将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普遍的欺骗、狡猾和偏袒、犯罪和谋杀等。而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这种信任结构的缺失被进一步放大和严重化了。有学者指出，“西班牙人不仅为达到统治目的而利用不信任，他们也教被统治的人民这么做，并把它一代一代向下传”。在西班牙统治期间，一直实行“分而治之”和“使之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