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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断裂的社会将向我们提出许多难题。
断裂的社会再谈社会的断裂（1）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书曾经风靡了整个世界，这就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这本书中，托夫勒提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观点：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当时就已经初露端倪的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则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文明浪潮。
在当时，这本书也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技术和经济领域中，表现在我们的思想文化中，甚至表现在我们的语言和词汇中。比如。“新技术革命”、“信息爆炸”等等。也就是说，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国人才真正意识到，一场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这场革命会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同时，为了适应这样的一场革命，我们的体制框架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处在这场革命之中，而且会发现，这场革命的影响已经大大超出了托夫勒的预见。
但现在我们不是要讨论托夫勒所预言的这场革命，而是要借用托夫勒的“三个浪潮”的概念来考量这样的一场新技术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意义。或者说这样的一场新技术革命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让我们从简单的概念说起。
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借用“三个浪潮”的概念，今天的中国是属于哪个“浪潮”？我们可以首先看看北京的中关村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中的“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在那些地方到处都能见到的是：计算机、网络、软件、基因、生物技术、电子商务、白领，连那里的总裁都不叫总裁而叫CEO。即使是严格按照托夫勒的标准，这里也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第三次浪潮”。在北京，从中关村出去往西南走，十几公里就到了石景山，在那里有全国著名的“首钢”。那是一个钢铁生产基地。那里的情景，与全国的大部分大中小城市一样（除大城市的科技园区之外），还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灰色调的环境，轰鸣的机器（如果没有停产的话），废气废物和产品同时排放，近些年来“下岗失业”又成了人们口头上经常议论的话题。而出了城市，到了广袤的农村，那里则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的情景：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耕种着很小的一块土地，从中收获的农副产品，自己要消费掉相当大的一部分，能够出售的部分非常有限，他们渴望越来越高级的工业品或更为高级的“第三次浪潮”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但由于收入的微薄，对于这些产品只能是“渴望”而已。
当然，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产业和行业的差异。比如，在美国，在西部硅谷的专家设计着各种各样最先进的软件的时候，中部和南部的农民也仍然在耕种着土地。但你同时会发现，这些农民是在使用着非常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机器来耕种他们的土地的，并在互联网上了解世界上农副产品的价格和供求信息。大规模农业生产以及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保证了他们在一个“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能够通过农业经营获得一份与其他产业的人们大体相当的收入。他们虽然从事的是农业生产，但他们同样是社会主流产品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他们与整个社会是连接在一起的，而不是断裂的。当这个社会进入了所谓信息时代的时候，他们也大体同步地进入了这个时代，尽管在具体的时间上可能要稍微晚那么一点。而在我们的社会中，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不同部分几乎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之中。两年前，当网络在中国热起来的时候，虽然传媒上关于“网络时代”的文字连篇累牍，股市上网络股也炒得不亦乐乎，但不用说农村，就是中小城市，也很难看到网络时代的踪影。当然你也可以举出某个农民利用互联网的个别例子，但那样个别的例子连示范的作用都起不到。也就是说，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中最先进的那些部分与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联系。
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喜欢用“二元结构”的概念来描述这种断裂的社会。但人们在使用“二元结构”这个概念的时候，更多的是将其应用在城乡之间，也就是说，由城乡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二元结构”。但从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断裂的社会，并不是仅仅使社会断裂成两个部分，而是断裂成多个部分。这种断裂甚至也发生在城市的本身。但有一点，“二元结构”理论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即这个社会中最先进的那部分不是与国内那些落后的部分，而是与世界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系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接轨”。应当说，在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接轨”无疑是自身发展的一个动力，甚至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这种“接轨”也会成为另外的一种力量，即将社会拉断的力量。首先，“接轨”在使一个落后国家中的最先进的部分变得更加先进的同时，这个先进的部分与本社会其他部分的差距就越大；其次，这个先进的部分与外部接轨的程度越高，与本社会其他部分就越是没有关系。
断裂的社会再谈社会的断裂（2）
特别是在加入了世贸组织的情况下，“接轨”的“拉断效应”会在多方面表现出来。这是我们在现在就必须加以正视的。
请看下面的两篇报道：
其一，据《解放日报》1月20日报道：在19日举行的上海信息产业人才招聘会上，“参加招聘的民营、股份制和国有企业的比例也有较大幅度提升，占60％，超过了外资企业。提供的岗位月薪在3000～8000元之间的，约占50％，其中高级管理人员、质量工程师、电子工程师等职位的月薪较高，而硬件工程师、客户经理等则相对偏低，月薪最高开价165万元，最低月薪仅1000元。”
另外的一则报道则是：据参加“首届全国主要农产品市场形势展望会”的中科院有关专家分析，在多种因素作用下，2001年粮食产量缩减，其主要原因是1997年以来我国粮食价格连续下降，农民种粮纯收入大幅度减少，导致种粮积极性下降。1997年以来全国粮食价格连续大幅度下降，1996年1月三种粮食平均价格为每担864元，2001年1月为每担504元，减少了36元，农民种植三种粮食的平均每亩纯收入由1995年的3674元降到2000年1616元，下降幅度高达56％。wwwxhagrigovcn/nongye/waidi/wai_7/20010919还有相关的报道说，2002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4％。
从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现象可看出：一方面是农民的粮食减产，收入增长缓慢（其实，按照专家们的说法，其实是下降，因为在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乡镇企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说农民的收入仍然在增加，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而在另一方面，则是IT产业，特别是软件行业人员薪酬的大幅度攀升。而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入世”以及入世之后就不得不实行的“接轨”。有关报道说：“随着中国入世，一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复合型人才成了猎头公司猎取的重点对象：一是农业、信息、金融、财会、外贸、法律和现代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二是生物技术、环保技术、新材料等领域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三是熟悉世贸组织规则、适应国际竞争需要和能够参与解决国际争端的专门谈判人才；四是了解国际惯例、符合行业需要的外语人才；五是跨领域、跨行业、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在这种背景下，猎头公司奔走于人才市场，金融业、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保险基金公司等方面的高层人才，年薪一般都在40万～50万元。
可以预见的是，加入世贸组织必然会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的影响之一，就是增添了扩大收入差距的动力。入世后，国外企业将会大举登陆中国，它们将雇佣更多的中国雇员。一般说来，外企的工资明显高于国内企业，因此，外企的增加将会拉大外企与国内企业之间职工的收入差距。同时，国内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也将会逐步向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