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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贫困的农民。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两个因素的双重作用之下，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一度迅速提高，甚至在当时连城里人都多少有些心理不平衡。紧接着，在城市中的企业仍然被旧体制严重束缚的同时，乡村中由改革释放出来的“自由流动资源”，因无法流入体制封闭的城市而在乡村中积聚起来，造成了乡镇企业的暂时繁荣。这种暂时的繁荣和生机，使人们误以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出现了真正的契机，仿佛农村成了“希望的田野”，一些学者也头脑发热地将其概括为“离土不离乡”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模式。然而好景不长，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的能量基本释放完毕；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走到强弩之末；加之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农民的“弱势”特征开始逐渐表露出来。据专家估算，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粮食的价格下降了30％多。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来说，近年来实际收入是下降的。一方面是农民实际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结果就是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1978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24∶1，到1983年缩小到17∶1。呈明显缩小的趋势。但到了1997年，又迅速扩大到25∶1，2000年扩大到279∶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历史上的新水平。从占有的金融资产来看，1999年末农户储蓄余额约为10000亿元，不到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20％。而农民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近65％。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上述数字所表明的农民的贫困状态，更重要的是，只要农民被束缚在“乡土”上这一结构性条件不变化，农民问题几乎看不到有希望的解决前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在中国农民的收入，与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收成状况已经几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最近几年粮食生产基本是丰收或持平，即使是在丰收之年，农民的收入也没有增加，甚至反倒是下降的。而在中国已经“入世”，且国内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依靠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显然是不可能的。
问题很清楚，在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时代，“乡土”所能够提供的资源和财富将会是非常有限的，其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小。差别在于，在西方国家，这个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乡土”上的人口越来越少；而在我国，当这个过程发生的时候，城乡的壁垒仍然将广大的农村人口束缚在“乡土”之上，由偌大的农村人口（将近9亿）来分享日益萎缩的那点资源和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依靠种植业为生的农民沦为弱势群体，就是必然的。
第二，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弱势群体的含义不仅仅是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农民工就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一个弱势群体。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上亿人的规模。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身份和社会地位相当独特的社会群体。从一个方面来看，农民工进城打工，不仅对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其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有研究报告表明，农村青年认为进城打工的最大收获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但在另一个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工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份进入城市的。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虽然是居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之中，但在制度上他们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值得关注的是，在90年代初“民工潮”刚刚发生的时候，虽然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人数众多，他们是在城市中做一些拾遗补阙的工作，或是在一些边缘性的工种中从事一些城里人不愿从事的工作。那个时候，他们更像城市中的“临时过客”。有他们没他们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十几年后的今天，许多临时过客似乎开始在这个不属于他们的城市中安顿下来。在一些行业中，比如建筑业，他们已经成了一线工人的主体。那些在这里从事拾遗补阙工作的人，也在拉家带口地要在城市中安顿下来。然而，尽管是这样，僵硬的户籍制度仍然将他们排斥在他们所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城市之外。在这个城市社会中，他们无疑是下等人。其中的相当一些人有过被收容和遣送的经历。本来，按照1982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收容遣送工作主要是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但在近些年来，它已经成为城市中的某些部门专门用来对付农民工，甚至以此来创收的手段。
而在工作场所中，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工所从事的都是城里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工作环境差，待遇低。2000年在广东惠州曾发生一起一个月工作５００个小时 使得打工仔当场累死的事件。据了解，这家手套厂工人都长时间地加班，一个月里每个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要超过５００小时。但工人的月工资最低的只能拿到３００元。二是基本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三是工资经常被拖欠。
第三，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失业下岗的问题日益严重化。在城市中，失去职业意味着基本生活来源的断绝。因此，在最近的几年间，在中国的城市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新的贫困阶层。这是原来不曾有过的现象。与农民相比，这个贫困群体有一些独特的特征：一是农民还有自己的一块土地，即使缺少现金收入，吃饭的问题还可以自己解决。而城市中的居民没有这块土地，当现金性收入断绝的时候，可能连吃饭都成为问题。有关部门1999年对北京市1000名下岗职工的调查显示，职工下岗前后个人收入平均下降6115％，特困户下降的幅度还要大些。二是普遍贫困是农民所处的基本环境，在农村中缺少贫富差别的刺激；而在城市中，贫富差别以极为鲜明的状态存在着，不时对城市中的贫困群体产生强烈的刺激。三是城市中生活费用高，且缺少弹性。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物价和生活费用急剧上升，到90年代末，虽然物价相对稳定，但增加了一批原来属于社会保障而现在则需要自己负担的消费项目，如住房、子女的教育费用、部分的医疗费用和养老费用等。由于下岗职工主要集中在35～45岁之间，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其工资收入是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一旦下岗，全家就会陷入贫困的境地。四是在单位仍然具有很强福利化特征的情况下，失去工作和收入的同时意味着失去诸多的福利。
弱势群体是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的现象。关键是我们应当认清特定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特征，以便采取正确的对策。
资源重新积聚与底层社会中国弱势群体的结构性特征（1）
近几年来，社会弱势群体问题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甚至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要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就需要对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特征，有足够的了解。
按照作者个人的理解，所谓“弱势”至少有这样三层含义。
第一，他们的现实生活是处在一种很不利的状况之中。从更现实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其物质生活的贫困状态。“弱势群体”这个概念虽然不能完全与“贫困人口”这个概念划等号，但至少是高度重叠的。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弱势群体中的一些人，实际上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特点，说明了弱势群体生活状态的严重性，也说明了社会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第二，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弱势地位。经过20多年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我们的经济生活，甚至也部分地包括社会生活，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个人的地位，个人从社会中能够得到的报酬，更多地要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竞争能力。这样的机制有助于造就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同时对个人也会造成极大的压力。而弱势群体，往往由于种种原因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