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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别的或小规模的杀害同样地是用极端残酷野蛮的多种多样的方法实行的。花样之多，死事之惨，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除了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任意枪杀之外，日军对我无辜同胞还用尽了其他种种的杀人方法，例如：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割生殖器、砍去四肢、刺穿阴户或肛门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患者所能想像得出的最残酷的杀人方法，他们几乎都施用了，而且在南京沦陷后持续六个星期之久的时间里，每天都要对我无辜同胞施用成千上万次，这确实是骇人听闻、史乏前例的残暴记录。
但是最残暴、最令人发指的还是日军为取乐而举行的“杀人比赛”。在这里，我只指出一桩“杀人比赛”中最突出的事例。这件事是在资格最老、声誉卓著的英文《日本广宣报》（Japan Advertizer）上登载并大事宣传过的。提姆伯莱（Timperry）著：《日军在华暴行纪实》（英文原著，无中文译本）。事情是这样的：
在南京被日军占领之后，有两个日军军官，在全城杀人如麻的空气中，忽然别出心裁地决定要进行一次“杀人比赛”的游戏，看谁用最短的时间能杀死最多的中国人。杀的方法是用刀劈，就像劈柴或我国南方儿童玩的“劈甘蔗”游戏一样。同意了比赛条件之后，这两个野兽便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便是当头一刀，砍成两半。
在他们每个砍杀的人数都达到了一百的时候，他们便相约登上紫金山的高峰，面朝东方，举行了对日本天皇的“遥拜礼”和“报告式”，并为他们的“宝刀”庆功、祝捷。
在这以后，其中一名又添杀了五个中国人，另一名却添杀了六个。于是，后者便以接连杀了一百零六个中国人而被宣布为这场“杀人比赛游戏”的“胜利者”。
这种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经《日本广宣报》披露之后，日本政府、日本大本营和日军司令长官非但不加谴责、制裁，反而认为它是“耀扬国威”、“膺惩支那”的“光荣”举动。
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欠下我们的这样一些累累血债，我们怎能不告诫我们的子孙后代，永志勿忘，并经常保持警惕！
五
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除了任意屠杀我国同胞之外，便是随时随地强奸我国妇女。其次数之多，情状之惨，也是打破世界记录的。因此，在喧腾一时的世界舆论中，它时而被称为“南京屠杀事件”，时而被称为“南京强奸事件”。其实，对日军来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他们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至连同她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奸后必杀几乎成了日军的一条行为规律。在国际检察处向远东法庭提出的无数证件里，其中有一件是日本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要他们禁止士兵们归国后谈论他们在中国的暴行。命令说：“兵士们把他们对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残酷行为谈出来是不对的。”其中引用了一般常谈的故事如下：某中队长关于强奸之事给过士兵们这样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或者系事后将她们杀掉。”在贪吝成性、嗜财如命的日军，所谓“给以金钱”只是空话，“将她们杀掉”，才是指示的真意所在。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在战斗期间最喜欢的事情是抢劫，甚至有人因为长官见了也装作没有看见似的，所以竟尽情抢劫。”“在某某地方抓到了一家四口，把女儿当娼妓似地玩弄，因为父母要讨回女儿，所以把他们杀掉了。留下来的女儿一直在不断地被蹂躏着，到出发时又把她给杀了。”“在大约半年的战斗中，所能想像得起来的就是强奸和抢劫一类的事情。”“在战地中我军的抢劫是超出想像之外的。”……这是日本军部对日军暴行的“不打自招”。这个命令是禁止归国士兵谈论这些事情，它并不否认这些事情的客观存在。对于这样一个列为“最机密”的内部文件，远东国际法庭非常重视，给了它以很高的作证评价。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上说：“强奸事件很多。不管是被害人或者是为了保护她的亲属，只要稍微有一点抗拒，经常便遭到杀害……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和淫虐狂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加以斩断。”
法庭接受了无数的关于这类强奸及奸后杀戮的证据。例如，幼女丁小姑娘，经日军十三名轮奸后，因不胜狂虐，厉声呼救，当即被割去小腹致死。市民姚加隆携眷避难于斩龙桥，其妻被日军奸杀后，八岁幼儿及三岁幼女因在旁哀泣，均被用枪尖挑其肛门，投入火中，活活烧死。年近古稀的老妇谢善真在东岳庙中被日军奸后用刀刺杀，并以竹竿插穿其阴户，以资取乐。民妇陶汤氏在遭日军轮奸后，又被剖腹断肢，逐块投入火中焚烧。这类不胜枚举的残酷无匹的奸杀暴行，在南京被占领后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光内（迟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初旬，情况才开始好转），每天几乎都要发生几百件，乃至于上千件。
因此，远东国际法庭的认定是：“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全城内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
法庭的这个认定和数字估计完全是根据曾经向法庭提出过的那些确凿证据而慎重地作出的，绝对没有夸大的可能。其实，当时的实际情况还要比这坏得多。
六
有人说：日本军人笃信佛教，敬佛畏神，只要藏匿在庙庵中便能逃避灾祸。但是事实证明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非但南京庙庵遭日军火焚者比比皆是，即和尚尼姑被杀、被奸以及奸后被杀者亦为数甚多，其命运的悲惨程度并不下于一般市民。例如，著名的和尚隆敬、隆慧，尼姑真行、灯高、灯元等都是在日军进城的第一天在庙庵中被杀掉的。此外，日军还常以杀辱僧人取乐，其方法是：日军于强奸或轮奸少女后，遇有过路的或能抓到的僧人，必令其续与行奸，有敢抗拒者，便被处宫刑（割去生殖器）而致死。
由此可见，所谓日本军人“敬佛畏神”之说纯系虚构；佛庙庵观实无丝毫安全之可言。
※※※※
非但佛庙庵观毫无安全之可言，即避难于国际难民收容委员会所设置之所谓“国际安全区”的我国同胞亦不能逃脱敌寇之魔爪。“安全区”事实上并不“安全”。
记得远东国际法庭审讯南京大屠杀事件时，曾传唤过几位当时实际负责安全区工作的人员出庭作证。据我的记忆，他们在宣誓后作了如下的证言，并提出了许多文件档案去支持这些证言。证言的要点如下：
在南京沦陷初期，日军曾一再闯入国际安全区，对该区所收容的难民普遍地进行了“甄别”和“鉴定”。凡是他们认为有抗日嫌疑的、当过兵的以及适合兵役年龄的我青壮年男同胞（极大多数是工人、学生、店员）都被逮捕，成批地捆绑去供集体屠杀，尸体被投入江中或予以火焚，以及被活埋于“万人坑”、“千人冢”内。
在“安全区”存在的整个时期内（约两个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初始办理结束），日军当局曾多次搜索该区难民，并迫令提供大量少女去“慰安所”（即妓院）“服务”，供日军蹂躏。
由此可见，所谓国际安全区，其所能保护者亦仅是一般老弱妇孺而已。在宋希濂的文章里说：七十二军军长孙元良的行为最为卑鄙可耻。他在“十二日下午五时到长官部开会出来后，就没有回部队，脱去军服，换上便服，跑到一家妓院拜鸨母做干娘，迁到难民区（即所谓‘国际安全区’）躲藏了一个多月，后以日军疏散难民，才混了出来”。在我看来，这不能不算是“奇迹”。因为，照负责安全区工作的人员在远东法庭作证时的说法。日寇对安全区所收容的难民曾一再进行过“甄别”和“鉴定”；凡稍有丈夫气概或适合兵役年龄的男子都被认为“有抗日嫌疑”而遭到逮捕，送去集体屠杀。孙元良之能苟全性命必定是由于他善于化装，装得像一个垂死的病夫、老者或残废人。否则，他是不可能逃脱日寇的魔掌而“创造”这样的“奇迹”的。就是这种人所得到的保护也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