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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fenbach），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刚刚获得一项由德国弗里茨户蒂森基金会资助的研究课题“刘继明与文化关怀小说”，此次来华主要是为了收集相关资料和拜访我本人。他还用吐词清晰却偶尔有些不连贯的普通话说，为了找到我，他费了不少周折，原以为我住在上海，到了上海后才知道我在武汉。他还是通过一家出版过我小说的出版社打听到我的电话的。
几天以后，蒂洛·迪芬巴赫就从上海飞抵武汉了。当我在天河机场出口处远远地见到一位身材高挑的外国小伙子，拖着一只装有滑轮的大皮箱，对着接站的人群左顾右盼时，我知道，他就是蒂洛·迪芬巴赫了。果然，当看到我拿着写有他的中文名字“江灿”的小纸牌后，他便迈着大步向我走来，老远伸出手道：“您是……刘继明先生吗？”
这就是我和蒂洛·迪芬巴赫最初见面时的情形。
他显然比我预想的要年轻许多，约莫30岁左右，比我小十多岁，属于“下一代人”了。像这个年龄，在中国文化界有个特殊的称谓：“70年代人”或者“新新人类”，代表着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兴起的一种流行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服饰和外表看上去，蒂洛·迪芬巴赫与当前中国随处可见的青年人也相差无几：一身黑色的T恤和牛仔裤，活力四射，透露出他这个年龄的人崇尚标新立异和“酷”的生活趣味。但那双深陷于高耸的眉骨下面的蓝眼睛却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沉着、冷静、敏锐，带点儿探究事物和长于思考者的好奇，使我不由想到德国人特有的那种富于理性和思辩的传统。
我带着蒂洛·迪芬巴赫在我住所附近的一家普通宾馆住下了。似乎为了验明身份，刚安顿好，他就从大皮箱里翻出一沓关于那个研究课题的报告文本给我看，全是德文的，我当然一个字也看不懂，但从他作为附件夹在文本中间的作品复印件，我看清那是多年以前我发表在《上海文学》等中文杂志上的几篇小说。
蒂洛·迪芬巴赫开门见山地介绍了他拜访我的具体目的：除了为他的研究收集完整的资料，还希望与我商谈将我的《海底村庄》、《蓝庙》等小说翻译成德文的事宜。他还反复嘟哝，说本来要向上海的朋友借一台录音机，以便录下我们的谈话，供他日后写论文参考，但临动身前却忘记带上了。
后来，我倒是为他借了一台笔式的微型录音机，却没派上什么实际用场。因为我发现，虽然蒂洛·迪芬巴赫的中文口语比较流畅，应付一般的日常会话绰绰有余，可如果进行复杂的交流，就显得有些费劲了，再加上那支录音笔操作起来不大方便，不是中途卡壳，就是交谈了一会儿，却发现什么也没录进去，倒腾来倒腾去，两个人都觉得麻烦，甚至把好不容易调动起来的兴致弄没了。我们只好不约而同地扔下那个玩意儿，并且像卸了什么重负那样松了一口气。
在随后的两三天里，我和蒂洛·迪芬巴赫的交谈，与其说发生在访问者与被访问者之间，倒不如说像两个新结识的朋友，抛下各自相异的文化身份之后，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闲聊。况且，我们的交谈始终是在吃饭、喝茶以及在珞珈山和东湖边漫步的过程中进行的，没有半点儿正襟危坐或故作高深的严肃状。我想，这才是交谈的愉悦所在。
这样，刚见面时作为“文化符号”的迪芬巴赫或江灿，便开始以一个活生生的个人走进了我的视野。
蒂洛·迪芬巴赫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其父老迪芬巴赫先生毕业于著名的法兰克福大学，精通希伯来文、梵文等七八种外国语言，曾长期担任中学校长，属于上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青年时代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富于反叛精神，对席卷全球的反官僚和等级制度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怀有某种近乎亲缘般的认同感。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随着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上台后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像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老迪芬巴赫先生也逐渐放弃上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立场，加入到了重新占据主流的右翼行列，像所有老派的德国人一样，变得因循守旧，安于现状，退休后，他举家搬回距法兰克福不远的家乡小镇，在远离尘嚣的市郊过起了几乎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但上世纪“60年代”的文化因子仍然根深蒂固地依附在其内心深处，并且时时影响着他对时事的判断。比如他始终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热情关注中国的发展，醉心于收藏中国文化典籍，将毛泽东时代同包括平等、公正等在内的一些政治文化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狂热追求过的社会理想），而对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他的态度是怀疑、抵触，“颇有微词”的，他认为，虽然今日中国的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却导致了严重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并且是以断送毛泽东时代经过艰苦努力形成的平等公正的社会形态为代价的。他甚至数次拒绝了到中国观光的机会，而他青年时代最大的愿望就是亲自到中国感受一番……
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老迪芬巴赫先生的观点也许够偏颇固执、不合时宜了。但他对信念和理想的执著维护，或多或少影响了蒂洛少年时期的成长。蒂洛很早就对中国产生了某种神秘感和好奇心，以至于中学时就开始学习中文，上大学后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汉学专业。谈到这种选择，蒂洛是这样对我说的：“其实，最初我并不是想将来做一名汉学家，仅仅是出于‘超越’我父亲的冲动。因为他懂那么多外国语言，在这些领域我根本不可能超过他，以至我常常在他面前有一种自卑感。而他虽然经常把中国文化挂在嘴边，却唯独对中文一窍不通。”
蒂洛对我耸了耸肩，带点儿调皮地一笑。他还告诉我一段有趣的经历：中学时，他狂热地喜欢上了流行音乐，想买一把吉他，但父亲不愿意给钱，表示希望他能够学习古典音乐，如果他想有一台钢琴，马上就能如愿以偿。但蒂洛拒绝了这个诱惑，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学生乐队。后来，蒂落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校园流行乐手，他父亲虽然激烈反对儿子的兴趣爱好，并且使父子关系一度比较紧张，但最终还是和母亲一起，观看了蒂洛的音乐演出。
蒂洛谈到这件事时，显得很得意。这也使我看到了西方青年人身上那种勇于挑战和叛逆的个性。
“那么，你对毛泽东怎么看？”在东湖边的一家小酒吧里，我饶有兴趣地向坐在对面的蒂洛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本来想问你呢，没想到被你抢先了！”他抚掌笑道。不过，他很快低下头，沉吟了一下说：“毛主席是个伟大的人物，他使中国真正成为了一个独立统一的东方大国，影响了世界的进程。不过，我不赞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错误。如果他在50年代就去世，我想他会更伟大吧……”末一句，他的口气有点儿模棱两可。
蒂洛的观点同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倒比较吻合，这让我感到出乎意料：“你父亲赞同你的观点吗？”
“噢，当然不！”他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我们经常发生争论，到头来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我们都没有想到说服对方。在这一点上，我父亲还是比较民主的。”他话锋一转，用挑战的口吻道：“刘先生，你呢，你怎么评价毛主席？据我所知，在中国，怎么评价毛，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
“是的。”我点头承认。但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坦率告诉他，毛泽东逝世时，我还在上小学。当我念完中学，直到后来上大学，接受系统教育的8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推行的经济改革政策和学习西方文化的思潮都一直居于社会的主流，思想界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主要是批判和清算，情绪化的色彩比较重，而真正理性的认识却很少见。我个人也不例外。但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的认识开始出现了一些我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变化。现在，我越来越倾向于认同这样一种看法：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毛泽东是始终站在被压迫者立场上，向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秩序发起猛烈宣战的战士和诲人不倦的导师，是一个伟大的解放者，对另外一些身处精英或特权阶层的人来说，他则是一个也许永远摆脱不掉的噩梦。
访台纪行
■ 任 蒙
飞临台北的时刻
飞机每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