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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男人有主权，而男人未感到有造反的威胁，未感到可能反过来将他也变成一个客体。于是，女人仿佛是一个根本不想成为主要者的次要者，是一个绝对的他者，对女人来说无相互性可言。这种信条对男性十分可贵，为每一种创世神话所表达。其中创世说通过基督教，一直在西方文明保持着活力。夏娃不是和那个男人同时创造的。造出她时既不是用别的物质，也不是用造亚当时用的泥土：她取自第一个男人的肋骨。连她的出世也不是独立的，上帝不是一时冲动为了她自己造出了她，而是为了直接受她的崇拜并以此作为回报造出了她。她被上帝派到男人那里；上帝把她踢给亚当是为了使亚当免于孤独，她的起源和她的目的均在她的配偶那里。她是他的补充，和次要者相似。于是她以有特权的猎物面目出现。她是被抬举为有透明意识的自然；她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秉性顺从。因而男人常寄予文人以奇特的希望：他希望在肉体上占有一个人，以把自己实现为人，但同时通过这个自由人的驯服，又可以证实他的自由感。任何男人都不愿做女人，但所有的男人都需要女人存在。“感谢上帝创造了女人”，“大自然是仁慈的，因为它把女人赐予了男人”。在这类措辞中，男人一再以天真傲慢的态度宣称，他在这个世界的出现是个必然事实，是一种权利，而女人的出现则是个完全仍然的一一旦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件。虽然女人是他者，但她同时也是对存在（being）的一种充实，这种充实与男人自身所感到的那种生存形成鲜明对比。他者，由于是主体心目中的客体，被看成自在，因而被看成是一种存在（bet吧）。在女人身上明确体现了生存者内心中的需要，男人希望在经由她去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达到自我实现。
然而，对男人来说，女人不是他者的唯一化身，她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并不总是同等重要，也存在着她被其他偶像搞得黯然失色的历史阶段。当城邦或国家吞没公民时，公民不可能再去专注于他个人的命运。由于献身于国家，斯巴达女人的地位在其他希腊女人之上。但实际上，她没有被任何男性梦想所美化。对领袖的狂热崇拜——不论他是拿破仑，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排除了其他一切狂热崇拜。在军事独裁时期，在权权制度下，女人不再是一个特权客体。可以理解，在公民对生活意义并非深信不疑的富裕国家，女人应当被神化，美国便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坚持人人平等，它现在和将来都不允许任何类别的人成为客体或偶像；在马克思宣布的真正民主社会当中，未给他者留下任何位置。然而，男人极少完全符合他们所选定的好战的和守纪律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是些个人，女人在他们心目中保持着特殊价值。我看过德国士兵写给法国妓女的信。信中不顾纳粹主义，仍朴实地坚持处女纯洁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共产主义作家，如法国的阿拉贡（Amp）和意大利的维多里尼（Vittorini），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把女人摆到首位，不论是情妇还是母亲。也许女人神话有一天会消声匿迹，女人越坚持自己是人，他者的不可思议特性就越会从她们身上消失。但今天它仍存在于每一个男人的内心深处。
一个神话总含有一个主体，他把自己的希望与恐惧投射到超越的天空。女人未将自己树为主体，所以也没有创造过反映她们设计的男性神话。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或诗歌：她们仍要通过男人的梦想去梦想。男性创造的众神就是她们要崇拜的众神。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男人塑造了伟大的男性形象：赫丘力斯，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帕西发尔（Pareifal）。在这些英雄的命运中，女人只扮演次要角色。无疑，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也会碰到他的传统形象：父亲，诱奸者，丈夫，嫉妒的情夫，好儿子，任性的儿子。但这些形象全是男人树立的，而且它们缺乏神话的尊严，简直是迂腐的。女人则完全由她同男人的关系来限定。两种类别（男性与女性）的不对称性表现在性神话的单向形式中。我们有时用“性”来称呼女人；她是肉体，是他的快乐与危险。男人对于女人也是肉体，不过这一事实从未宣布过，因为无人宣布。和世界本身一样，代表世界也是男人的工作。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去描绘它，并将这种观点混同于绝对真理。
描述一种神话总是困难的，对它不可能加以把握成全面认识。它萦回脑际，无固定形式。神话是如此多样，如此矛盾，以至从一开始就看不出它有统一之处：大利技（Delilah）和朱迪丝，阿斯帕西妞和卢克丽霞，潘多拉利雅典娜（Athena）（2）──一女人是夏娃又是圣母玛丽亚。她是偶像，仆人，生命之源，黑暗的力量；她是庄严沉默的真理，她是要手腕者、饶舌者和谬误；她是治疗者和巫师；她是男人的猎物，他的毁灭者；她是他所不能成为的而又渴望的一切，是他的否定和他的存在理由。
克尔消郭尔（h办船用d）在他的性命之途诸阶段卿说：“做女人是一件十分奇怪、十分令人困惑、十分复杂的事情，以至无一个单独属性能近乎表现做女人是怎么回事；而人们喜欢用的那些复合属性又是如此矛盾，以至只有女人才能容忍做一个女人。”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积极地将女人看成她自以为所是的那种形象，而是因为消极地将她看成男人以为她所是的那种形象。即便女人不是唯一的他者，她实际上也还是一直被规定为他者。而她的含糊性正是他者这一概念的含糊性：就人的处境被规定为它与他者的关系而言，它也是人的处境的含糊性。正如我已说过的，他者是恶；但由于为善所必需，它也是善。通过它，“我”达到整体；但它也使“我’与整体相分离。它是通往无限的途径，也是衡量“我”的有限本性的尺度。这便是女人未能体现任何稳定概念的原因。通过她，从希望到挫折、从恨到爱、从善到恶、从恶到善的转变在不断地进行着。不论我们可能从哪一方面来考察她，首先碰到的都是这种矛盾。
男人在女人身上所寻求的他者，既是大自然也是他的同类。但我们知道男人心里对大自然有怎样一种矛盾的情感。他剥削它，但它挤榨他；他生于它，却又死于它；它是他的存在（haing）之源，也是他按自己意志所征服的王国；大自然是用粗物制成的、关押灵魂的血管，也是至高的现实；它是偶然性，也是理念；是有限，也是整体；它是违反精神的，也是精神本身。它时而是盟友时而是敌人，仿佛是涌出生命的黑暗沼泽，仿佛是生命本身，仿佛是生命迈向的遥远之处。女人把自然概括为母亲，概括为妻子和理念；这些形式有时是相混的，有时是冲突的，它们每一种都有双重面孔。
男人深深植根于大自然，他和动植物一样是被产生的。他很清楚，他只有活着才能够存在。但从父权制出现以后，生命在他心目中具有了双重特征：它是意识、意志和超越，即是精神；它也是物质、被动性和内在性，即是肉体。埃斯库罗斯、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都宣称，在人世间犹如在奥林匹斯山，真正有创造力的是男性本原：由此产生了形式、数量和运动；谷物的生长和增加得助于得墨忒耳，但谷物之起源及其真实性则在于宙斯女人的生育力被认为只具有被动的性质。她是大地，而男人则是种子；她是水，而他是火。创造往往被认为是水与火的结合；是温暖和潮湿引起了生命体。太阳是大海的丈夫；太阳和火是男神；大海是母性符号组成的、大量存在的最一般概念之一。水被动地接受炽热放射物的授精作用；草地被农夫犁开以后，也是这样被动地在犁沟里接受种子。但它起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抚育着生命的幼芽，保护它，供给它生长用的物质。这就是男人甚至在把大母神废黜以后，仍崇拜生育女神的原因。他因他的收成，他的牛群，他的全部财产，而感激赛比利，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归因于她。他对于水的歌颂不亚于对于火。歌德在《浮士德》的第二部里欢呼：“光荣属于大海！光荣属于环绕圣火的波涛！光荣属于波涛！光荣属于火！光荣属于那奇怪的冒险。”男人也崇拜大地，如布莱克（Blake）所称谓的“主妇般安详的泥土”。一位印度先知劝告他的门徒不要掘地，因为“在耕作时对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