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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女人对国家的依附，大大超过了对任何男人的依附。因而和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中产阶级妇女相比，纳粹德国妇女所拥有的独立性既是更大的也是更小的。
女权运动的极其迅猛发展发生在苏俄。这个运动始于19世纪末的文学生和知识分子之中，甚至在当时就和暴力与革命有关。俄日战争哪间，女人取代了男人的许多种工作，并且有组织地要求享有平等权利。她们在1905年后参加政治罢工，设置路障。1917年革命爆发前夕，她们在圣彼得堡举行了群众示威，要求面包与和平，要求她们的丈夫重返家园。她们在十月起义和反对外国干涉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忠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列宁让妇女解放运动附属于工人解放运动。他给予了她们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地位。
1936年宪法第122条说：“在苏俄，妇女在经济、职务、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等一切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共产国际对此说得更加准确，它提出下列要求：“要实行男女在法律面前和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平等；要在婚姻权利和家庭准则方面则收进行变革；承认母性是社会职能；要由社会承担抚养教育儿教和青少年的责任；要组织一场文明化的斗争，反对将女人变成以求的意识形态与传统。”苏俄妇女在经济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优。她们有平等的工资并大规模地参加生产，因此有举足轻重的社会’政治的地位。1939年，各级苏维埃都有很多女代表，300多名妇女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近1000万妇女是工会会（约大占苏联职工的40％，许多女工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机众所周知，俄国妇女在二次世界大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进入了以前唯有男性才能进入的生产领域，如冶金、采煤、伐木和铁路行业。妇女还成为杰出的飞行员。伞兵；她们组织了游击队。
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主动性提出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女人在家庭生活中究竟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苏俄整个一个时期所采取的措施，都是为了让女人摆脱家庭的束缚。
1924年11月16日，共产国际全体会议宣布：“只要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观念继续存在，革命就是重要的。”自由结合因此受到尊重，离婚手续的简化和堕胎的合法化，保障了女人涉及男性的自由。有关产假、日托及全托幼儿园等的法律，减轻了母性负担。要透过热情而又矛盾的声明的迷雾发现女人的实际具体处境究竟怎样，这是很困难的。但可以肯定，如今国家对增加人口的需求导致了另一种家庭政策：家庭现在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女人既是工人又是主妇。性道德是最严格的道德；1936年和1941年的法律禁止堕胎，几乎对离婚进行压制；通奸受到习俗的谴责。俄国女人和所有工人一样，严格从属于国家——她还严格受制于家庭。但她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和获得生产劳动所赋予的尊严，所以她的地位是独特的。本来应当对这种地位进行详细研究，可惜环境不允许我这样做。
在最近召开的会议上，联合国妇女地位妻员会要求各国承认男女的平等权利，通过了有助于具体实现这一法规的一些动议。看来这场比赛是赢了。未来只能导致女人越来越深地融于我们的这个一度曾属于男性的社会。
纵观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明显的结论。首先得出的结论是，整个女性的历史都是男人创造的。正如美国不存在黑人问题而只存在白人问题，正如“反犹主义不是犹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女人问题也始终是男人的问题。我们已经发现男人一开始就有和体力一起出现的道德威望的原因。他们创造了价值、习俗和宗教；女人从未就这个帝国同他们争论过。有些孤独者——萨芙、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和奥林伯…德…古杰——曾坚决反对她们的刻薄命运，偶尔也举行过群众示威。但罗马主妇没有联合起来反对欧比安法；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参政主义者也未能顺利地施加她们的压力。男人始终在主宰着女人的命运。他们不是根据她的利益，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设计，出于他们的恐惧和需要，来决定女人应当有怎样的命运。他们尊崇大母神是由于害怕大自然。当青铜工具使他们有可能勇敢地面对大自然，他们便建立了父权制。于是家庭与国家的冲突决定了女人的地位。基督徒对上帝、世界以及他自己肉体的态度，在派给她的处境中反映了出来；所谓的中世纪“有关女人的争论”，是一场教士与俗人在婚姻与独身问题上的争论；正是基于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带来了对已婚女人的监护制度；是男人所完成的技术发展解放了今天的妇女；是男性的伦理转变，通过节育引起了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她部分地摆脱了母性的束缚。女权运动本身不是一场自主的运动：它部分是政治家手中的工具，部分是反映深层社会戏剧的附属现象。女人从未构成过一个独立的等级，作为一个性别，实际上她也从未想过扮演一个历史角色。那些反对把女人的存在作为肉体、生命、内在性和他者加以考察的理论，是男性的理论，根本没有表达出女性的愿望。多数女人是听天由命的，她们不想采取任何行动。那些试图改变命运的女人，不想受她们特质的局限，不想被它战胜，而是想战胜它。即使她们干预了世界事务的发展进程，也还是和男人一致的，也还是在根据男人的观点。
这种干预一般是不重要的，偶发的。让女人有某种经济独立地位并参与生产的阶级，是被压迫阶级；而作为女工，她们受奴役的程度甚至超过男工。统治阶级中的女人是寄生者，她照样要服从男性的法律。在这两种情况下，女人实际上都不可能采取行动。法律与社会习俗并非总是相符，平衡两者的方式是，女人决不可以有具体的自由。在古罗马共和国，经济条件赋予主妇具体的权力，但她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女人在农业文明中的地位，往往同在低层商业中产阶级中的地位相似：在家是主妇一仆人，但在社会却是未成年者。另一方面，社会瓦解时代的女人却是解放的，但她若不想再做男人的附庸，便会失去她的采邑。她仅有消极的自由，表现为放纵与挥霍。女人在罗马衰落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督政府时期（179－1799）的情形便是如此。有时她成功地让自己忙个不停，却发现自己在受奴役；或者她是自由的，却不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除了别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已婚女人在社会上有她的位置，但没有任何权利；未婚女人、正派女人或妓女完全拥有法律行为能力，但直到本世纪仍被程度不同地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
在法权与社会习俗的这种对立中，还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矛盾：自由恋爱不为法律所禁，通奸却是一种罪过；但是，“误入歧途”的少女往往是不光彩的，妻子的不现却受到宽容。因而，从18世纪至今的许多年轻女人，她们结婚是为了可以无拘无束地有个情人。通过这一有独创性的制度，大多数女人像个孩子似的处处受到管束：如果女性人格在这两组管束——抽象的和具体的——中要成功地表现自身，就需要有一种特别的环境。其业绩可与男人相比的文人，是些社会制度的力量将其提升到各种性别差别之上的女人。伊萨贝拉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她们是君主。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女性气质一旦在社会上被废除，就不应当再含有劣等性的意味：大权在握的女王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伟大帝王所占的比例。宗教也引起了同样的变化：锡耶那的卡特琳和圣…泰丽莎完全出乎生理学意料之外地做了圣徒。她们的世俗的或神秘的生活，她们的行为，她们的著作，都达到了极少有人达到过的高度。
完全可以认为，若是说其他女人未能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那是因为她们在受自己处境的牵制。除了消极和拐弯抹角，她们几乎不能用别的方式干预事务。朱迪丝（如山山）叶夏洛特…科黛、维拉…查苏里奇是些暗杀者；女投石党人则是些阴谋家。在大革命时期，公社时期，女人和男人一起反对既定秩序。人们允许女人不接受和反抗无权利和权力的自由，却不允许她去分享积极的建设性成果。她至多可以顺利地以间接方式介入男人的事业。阿斯帕西娜、曼特依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