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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任何生存者都不会放弃他的超越性，即使他指天发誓要放弃它。过去的资产者认为，维护既定秩序，用他自己的繁荣来证明它的优点，就是他对上帝，对他的国家，对制度和文明的服务：所谓幸福就是实现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功能。女人也必须设想出超越家庭和平生活的目的，但是，将在作为个体的妻子与世界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是男人，他将赋予她的偶然的、前后不连贯的生活以人的价值。在与妻子联合时，他不但获得从事事业、行动和斗争的力量，而且也为她的生存进行辩护：只有把她的生存交由他掌管时，这种生存才会有意义。
这预示着她那方面要谦卑地进行自我克制；但她会得到补偿，因为在男性力量的指引和保护下，她将会摆脱那种固有的自我克制的影响；她将会重新变成主要者。作为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女人是她的小窝里的女王，在她的天地里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但她也被男人带入无限的空间与时间，所以她在婚姻中既获得了生存活力又获得了生命的意义。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理想是怎样实现的。
幸福的理想始终有形地表现在住宅上，不论是茅屋还是城堡；它象征着一成不变和与世界的分离。建立于住宅内部的家庭，是一个分离细胞或一个群体单位，虽然后代来复去，它却保持着自身的同一性。过去以家具和祖光画像的形式保存下来，使太平的未来有了希望。
在园子里，一年四季在蔬菜的成长中，显示了它们可靠的周而复始。每年春天，都开着与往年相同的花朵，预告着与往年相同的夏天，以及与任何一年毫无差别的收获的秋天又要来临：
时间或空间不会突然偏离常规，只是在指定的轨道上运行着。在所有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文明中，都有许多赞美家庭的文学作品。例如在亨利…博尔多的《家》中，就概括了中产阶级的所有价值观念：对过去的忠诚。忍耐、节俭、深谋远虑，对家庭和故土的热爱等。赞美家庭的诗人往往是女人，因为女人的任务是要确保家庭群体的幸福；她的角色，一如罗马时代坐在中厅的domia［女主人＇，应当是“家庭主妇”。
今天，住宅已失去了它的宗法光辉，对多数男人来说，它只不过是一所住处，不再充满对已故先辈的回忆，也不再包括未来的世纪。但女人仍然希望家庭在她的“心目中”能具有它以前曾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斯坦贝克在《罐头厂街》中描写了一个流浪女，她决定用地毯和窗帘去装饰她和丈夫所住的废弃锅炉；他徒劳地反对说，窗帘毫无用处——“我们根本没有窗户”。
这种关心特别具有女性味儿。一个正常的男人会把他周围的东西看做工具。他根据它们的用途来摆放它们。对他来说，“井井有条”意味着他能随手拿到他的香烟、他的纸张、他的工具，可女人却往往认为这是杂乱无章。除了别的，利用所选的材料能够进行再创世界的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也对他们居住的环境毫不在意。里尔克在谈到罗丹时这样写道：
我第一次到罗丹那里去时……便知道他的家对他是完全无所谓的，它也许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必需品，是一个避雨和睡觉的地方。他对它毫不在意，而它对他的孤独和镇静也没有任何影响。他在内心深处有一个黑暗的、庇护的和宁静的家，而他本人则变成了它上面的长空，它周围的树林，它远处奔腾不息的巨流。
但是，一个人要在自己内心深处找到一个家，就必须先在作品或行动中实现自我。男人对周围环境的兴趣不大，因为他可以通过设计表现自我。而女人却被局限于婚姻领域，所以她要把那所监狱变成一个王国。她对家庭所采取的态度，也同样受解释她的一般处境的辩证法的支配：她通过变成猎物来获取，她通过放弃自己来得到自由；她放弃了这个世界，目的却在于征服世界。
她把自己关在新家并不是没有一点遗憾。她还是个孩子时，整个乡间都是她的家园，森林也是属于她的。现在她却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大自然被缩小到只有一盆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四面的墙壁阻断了她的视线。但她正在着手克服这些局限性。她在室内摆上了多少有点儿奢侈的古董，使自己也有世界上的动物和植物，也能体验到异国的情调和重温过去的时代。她有自己的丈夫，他代表人类社会，她也有自己的孩子，他会很方便地给予她整个未来。
家，变成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成了它的唯一现实；家是“相反的宇宙或对立的宇宙”（巴切拉德）；家是避难所、大后方、洞穴、子宫，为躲避外部危险提供了藏身之处；这个混乱的外部世界变得不现实了。特别是在晚上，当门窗紧闭时，妻子觉得自己就是女王；她被白天普照万物的阳光搅得心烦意乱；晚上她不再消沉了，因为她去除了不属于她的东西；她明白，灯罩下面的光线是属于她自己的，只照亮她的住处：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现实集中在家里，而外部空间仿佛消退了。
多亏她身边有了天鹅绒、丝绸和瓷器，女人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她的性生活几乎不能给予满足的触觉肉欲得到了满足。这些装饰品还可以表现她的个性；她是一个喜欢选择、制作、出去购置家具和小摆设的人，她根据审美原则去摆放它们，而重视对称性通常是这个原则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不但反映了她的个性，而且还公开证明了她的生活水平。因此，她的家就是她的世俗命运，就是她的社会价值和她最真实自我的表现。由于她无所事事，她非常想通过她占有的东西来实现自我。
不论是否有仆人帮忙，女人总是用做家务来证实她的家是属于她自己的，向社会证明她是无可非议的，并且向自己提供可以有效地、令人满意地处理物质性东西（闪闪发光的炉灶、干净整齐的衣服、明亮的铜器、闪闪发光的家具）的一种工作，一种活动，但这没有使她摆脱内在性，也几乎没有证实她的个性。这种工作有一种否定性的基础：清扫是为了消除灰尘，整理是为了消除混乱。在家境贫寒的情况下，任何满足都是不可能的；陋室毕竟是陋室，不管女人流下了多少汗水，流下了多少眼泪，还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它变得漂亮起来”。
许许多多的女人有的只是这种不会战胜灰尘的永无休止的斗争。而甚至对大多数特权女人来说，这个胜利也决不会是决定性的。
几乎没有什么工作能比永远重复的家务劳动更像西绪福斯所受的折磨了：干净的东西变脏，脏的东西又被搞干净，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家庭主妇在原地踏步中消耗自己：她没有任何进展，永远只是在维持现状。她永远不会感到在夺取积极的善，宁可说是在与消极的恶做无休止的斗争。一个小学生在她的作文里写道：“我决不想过打扫房间的日子”。她认为未来就是向某个未知的顶点不断前进；但有一天，当她母亲洗碟子时，她突然想到，她们俩将终身受这种礼仪的约束。吃饭、睡觉、清扫——未来的岁月不会升向天堂，而是灰暗地、千篇一律地慢慢向前延伸。与灰尘和污物的斗争决不会取得胜利。
洗、熨、清扫、从衣柜下面把棉绒球清出来——这一切防蛀措施也是对生命的否定；因为时间既在创造也在破坏，而主妇只关心它的否定方面。从哲学上看，她的观点是信奉善恶对立说的人所持的观点。善恶对立说的基本观点不仅承认有两个本原，一个是善，另一个是恶，而且认为善是通过取消恶而不是用积极行动获得的。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几乎不属于善恶对立说，尽管它承认有魔鬼存在；因为人们与魔鬼斗争的最佳方式是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而不是直接努力征服魔鬼。任何超越和自由的学说，都把战胜恶摆在向善的进步之下。但是，女人并没有被号召去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她的领域是固定的，所以她只能无止境地同悄悄进入这个领域的恶本原进行斗争。在她与灰尘、污迹、泥垢和脏物做斗争时，她是在与罪恶作战，是在与撒旦搏斗。
但是，被要求一刻也不停地击退敌人而不是为积极的目的行动，这是一种可悲的命运。
主妇在屈从这一命运时常常处在濒于变态的疯狂之中，处在虐待一被虐狂之中。疯狂的主妇同污垢猛烈开战，因所有生命的产物都会带来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