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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联的解体和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溃散又使得中国在地缘上孤立无援地裸露在美国的阵前。战略孤立往往是战争爆发的前兆。美国在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发动军事攻击之前，都对这两个国家进行了外交和战略上的孤立。希特勒在战前也是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张伯伦绥靖政策对欧洲进行战略孤立。在印度爆炸了原子弹以后、美国加紧了对北朝鲜的工作，这次又把棋子摆到了越南，不管其成效如何，孤立中国的用意是明显的。眼下环绕中国的是靠不住的俄国、虎视眈眈的日本、野心勃勃的印度、桀骜不测的朝鲜、心怀敌意的越南和趁火打劫的台湾和菲律宾。中国目前的战略孤立有客观的历史原因，但也是由于中国政府主观错误所导致的，容后详述。
四、中国经济总量的飞速膨胀及对世界资源和市场份额占有的不断扩大让美国感到更深刻的危机，进而刺激起了美国的战争欲望。美国能同苏联维持四十年宣而不战的局面，却与同样反共的德日两国打得热火朝天，关键就在于美德日在同一个锅里争粥喝，而美苏分属两个互不交融的经济体系。有不少自由派学者和国家官员幼稚地认为，中美经济存在互补性是中美战略关系的基石，只要中美在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会让中美关系得到稳定和改善，就可以避免中美之间可能的战争。历史已经以铁铮铮的事实证明了他们的天真幼稚，并将以血淋淋的战争证明他们的愚蠢。美国具有战争的本性和战争的动机，而中国战争意志的薄弱和战略环境的孤立则部份构成了战争的诱因。这是由战争动力学的规律所决定的。战争动力学告诉我们，潜在的战争双方启动战争的意愿和条件，是决定战争两个要素。战争意志和动机影响战争的意愿，军事实力和战略环境则构成战争的条件。和平是双方的这两个要素在战争爆发前达到动态平衡时的状态。当双方的战争意愿和条件达到平衡时，未发动的战争便不容易发生，进行中的战争则会异常惨烈；当双方这两个要素不相平衡时，也就是处于所谓的战略不对称的情况下，战争就容易爆发，而进行中的战争则容易结束。
六十年代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手指都触到了核电钮但终究没有按下去，原因就是双方核大战的能力是对称的，双方应战的意愿也是不容置疑的，预见到结果的惨烈迫使双方都放弃了战争。二战时期，德国之所以对苏联发动了闪电战，就是因为斯大林当时没有战争的意愿，战争能力的准备根本是不足的，而希特勒无论战争的能力和攻击苏联的意愿都是极强的。于是，战略的不对称和战争动力学要素的不平衡导致了苏德战争的爆发。战争动力学要素中，战争意愿和战争条件的关系是辩证的，战争意愿是能动的要素，战争意愿的强化对战争条件有正面推动作用，反之则不尽然。很多情况下，战争条件相对较差的一方在面对战争意愿更为低落的对手时，往往被诱发起战争意愿，只要有足够的利益驱使。例如上个世纪，战争条件处劣势的洋人只凭借几艘船、几尊炮和几百号人就敢发动对大清的战争，日本敢于面对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北洋水师而挑起甲午海战，原因就是清朝政府完全丧失了战争意愿，结果战争的条件虽不落后却照样要挨打。可见战争的意愿更决定战争动力学的平衡。那么，战争条件具相对优势的美国对战争意愿低落、战争条件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国来说就更具战争的主动性了。
美国发动一场战争的实力绝对是在中国之上的，美日在亚洲的联合海空军实力强于中国，美国还与中国周边一些国家有着军事联盟的关系，显然中美双方的战争条件对比是不平衡、不对称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战意愿低落是战争最大危险之所在。中国的一些专家总认为今天与中国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美国没有理由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就如同斯大林当年捧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睡大觉一样，捧着PNTR睡觉。一条狗尽管它摆着尾巴，只要它长着牙就有咬人的危险，更何况狗已经冲着我们露出了牙齿。
美国向来是根据别国的实力而不是意图来选择潜在敌人的，尽管中国一再向美国表示中国不以美国为敌，绝没有伤害美国的意图，但美国还是根据中国的实力和发展潜力把中国定性为美国的敌人，并围绕着中国作出了一系列敌对的布署。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漠视和否认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呢？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的战略形势是相当严峻的。美国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垅断欲望、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以及美国强大的战争能力决定了美国强烈的战争意愿。而中国因对经济发展的渴求及国民精神的颓敝致使战争意愿极度低落、中国因台湾的钳制和韩越战略地位的变迁而处于恶劣的地缘环境、以及中国尚且微不足道的远程反击能力，这些都构成了战争的诱发条件。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处境已经是相当危险，只要美国国内经济走向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战争就随时都可能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并不是杞人忧天。但是，这并不意味中美之间的冲突或战争不可避免，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思想上改变对冷战抱取掩耳盗铃的态度，依靠现有的实力，通过卓越的外交，作好充份的战略准备，那么中国就完全可以弥补战略弱点，消除战争爆发的因素。
（二）中国的外交错误陷中国于战略被动
如前所述，美国过去在亚洲的所有战略布署主要都是以美苏冷战为核心的，朝鲜战争也好，越南战争也好，主要都是针对苏联的势力。尽管美国发动韩越两战、联防台湾使中国在地缘上受到直接的压力，但美国的战略着眼点并不是中国，而是苏联及以苏联为首的亚洲共产主义势力。因此美国一方面在主观上竭力避免或扩大同中国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即使要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也不得不受到苏联的掣肘，苏联的存在迫使美国不愿挑起或扩大同中国的战争。所以可以这么说，苏联和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战略屏障和掩体，朝越两战均以中国达到其战略目标为结局，这和当时国际形势对中国的这种屏障和掩体效应是分不开的。但是在今天，这个屏障和掩体早已不存在了，俄国已不构成对美国全球利益的威胁。科索沃一战显示俄国甚至无力对地区事件作出有效的反应。这样，作为欧洲国家的俄国将更没有意愿和能力在亚洲的舞台上扮演旁观者或渔翁以外的角色。随着俄国的式微，北韩和越南作为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前沿阵地自然不可能独立寒风。然而，尽管这两个国家在传统上一直是中国的附庸，但本世纪苏联的强盛和中国自晚清以来的极度衰弱，禁不住朝越两国别投他抱。
金日成便是苏联一手扶植起来的，他在五八年中国撤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他身边的亲中国势力。而越南自胡志明逝世以后就一直实行亲俄反华的政策，结果还在七十年代末和中国反目成仇、刀兵相见。值得反省的是，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确有整整十年的时间重新调整中朝越之间的战略关系，并有机会从苏联的残垣断壁中拣回这两个对中国的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已经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阵地。很不幸，八十年代邓小平的右倾亲美路线和中国社会的拜物主义、享乐主义和偏安绥靖情绪，以及弥漫于理论界的戈尔巴乔夫式的小布尔乔亚浪漫思潮严重侵蚀并瘫痪了国家决策层的战略思考。当时大多数活跃于决策层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都错误地认为和平与发展将是冷战后世界的主流，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将有效地消除战争，自由贸易将模糊国家势力之间的敌我界限，强权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争夺将以更“文明”、更现代的方式进行。总之，战争的危险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了，敌人也随着战争远去了而不存在了。
于是憧憬和幻想取代了当时对世界局势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主观臆断、一厢情愿就主宰了决策的各个方面，包括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中美关系的定位、台湾政策和统一计划的制订及周边外交的安排，结果中国政府眼光短浅、嫌贫爱富，只是热衷大国外交、欧美外交、经贸外交，造成了各项？？下三个方面的失误：
一、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投入比例严重失调，国家的海空军实力与中国的？的手段和能力，损害了中国在地区间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