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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夫差在当时已具有先进的“预备队思想”，属于一种创先。双方战斗开始，“胥门巢”指挥越军，动作机敏灵活，诱使齐军上下两军被动出击。在战况呈胶着状况时，齐军将中军主力全部投入，吴王急令伯嚭的预备队挡住。齐军全部力量均已投入战场，而吴王手上仍然保持有强大的机动兵力（中军主力），把握全局，抓住战机，及时地使用机动主力部队，出其不意地由侧面猛击齐军，获得全面的胜利。
可以看出，在兵力部署方面，夫差错落有秩，区分为诱敌、接战和预备力量三种，自己直接控制强有力的机动主力部队，显示出高度的军事指挥艺术，完全突破了前人三军正面作战的陈规，把机动主力运用得臻于化境。使得在冷兵器还很不发达的时代，能全歼10万之众的齐军，而无脱漏。这不是常人和前人所能做到的。
夫差具有清醒的战略头脑 当吴军歼灭齐军后，他能冷静地控制战局的发展，断然止戈，主动议和。这既不结深怨于齐，又考虑和关照了楚、越两国可能从背后袭击吴国的危险局面，实为深谋远虑的一着。
总之，吴齐艾陵之战，由于夫差指挥得当，获得全面胜利，10万齐军除极少数逃脱之外，全部被歼于战场，丰硕的战果，远远超过城濮、崤战，鄢陵、柏举等历次大战，是战略上的巨大胜利。吴国从此成为中原一时之霸主。
吴王夫差确实是一位具有战略头脑，指挥果断，调度有方的帅才，没有这样的雄才，当初也不敢擒纵勾践，说先放了，他要造反，随时再灭之。直到这一阶段回顾，当初饶过越国，还不能判定为是否为失算。重要是要看今后的工作做得如何。
勾践吞吴七
伍子胥之死，是在“艾陵之战”之前，还是之后，已经说不清了。
确切的情况是，“艾陵之战”之前，夫差曾派伍子胥前去齐国出差，出差的目的未必是如某些古书所说的，去下战书，但至少负有打探虚实的任务。伍子胥的思路，为巩固吴国霸业着想，首先应彻底消灭越国，解除后顾之忧，进而图霸中原。而夫差因为成功得非常风顺，看不起越国人，对越国估计得太低，而一心火热要攻打东方大齐，收取无意义的虚名。伍子胥坚信，吴王释放勾践，纵虎归山，是豢养了自己的掘墓人。吴国必定亡在越国手里。于是他把自己的儿子，随同出差，带到了齐国，留在了齐国大夫鲍牧的家里，算是战前转移固定资产，托付给鲍牧照顾。
这件事情，成为伍子胥致死的直接原因。伯嚭趁机陷害伍子胥里通外国，说：“伍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忌，满腹牢骚，专爱唱反调。上次大王您伐齐，他就深以为不可，但是您打得很顺利，他耻于自己的预言落空，就心生怨望。现在您正式要大举伐齐（指“艾陵之战”），他犯颜强谏，阻拦用事，就是希望您打输了他才快意。您最终决定出征，他托病不行，并且把儿子托付到仇敌齐国。此人不得志于国内，就想倚托于诸侯，自以为是先世老臣，就心怀怨望，希望大王您早做处理。”
伯嚭的话，颇能自圆其说，夫差遂赐剑给伍子胥，伍子胥自杀。可是说夫差不是没给伍子胥机会，对于伍子胥的犯颜强谏，他是一忍再忍，伯嚭的谗言固然起到混淆黑白、推波助澜的作用，直接导致伍子胥之死，但据夫差在其它古书中“承认”：寡人亦恨伍子胥。一般上一朝的老臣，都会在下一代君主眼里变得讨厌，这大约也是一种代沟吧。伍子胥虽然一再强调灭越的重要意义，但说服力不强，也就是说，姑息越国，把它当作附庸对待而不加以除灭，未必就将招致什么灾祸。综观春秋历史，附庸是一种最常见的国际关系，没有什么错。楚国一直把陈、蔡作为附庸，时而灭掉它，时而又使其复国，都没有造成什么好与不好。倒是楚灵王灭掉陈蔡，反倒身受其咎，在陈蔡“独立战争”中被逼杀。
其实，吴国的问题在于，不论南服越人，还是北上伐齐，战争之余，一定要注意安抚人民和发展经济，否则国力耗损，元气大伤，最终将无力支持战争，甚至无力保家卫国。如果吴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即便先饶了勾践，勾践若再叛，伐灭之可也；没有经济实力，即使先开始杀了勾践，灭掉越国，也难免越国在未来的复国运动中快速“吞吴”。
伍子胥应该提醒夫差的是，节制私欲，爱惜民力，发展经济，因为夫差的骄奢淫逸，视民如仇已经在当时的国际舆论中被认清和议论，蜚声在外了。
不管怎样，为了吴国贡献了毕生热血、青春和才智的伍子胥先生，在帮助先王阖庐夺得王位，五战及郢，西破强楚，南服越人之后，终于在吴王夫差手里含恨九泉了。临死，他要求，把我的坟墓上种上梓树，因为这是做棺材的最佳木料，将来吴国亡国的时候，要等着好些梓木用呢！（呵呵，说他“心生怨望”，确实不假）。
据说，在处理伍子胥的尸体上，吴王夫差也是下了功夫的。夫差把伍子胥的body，放在大锅里煮了一下（似不可信），然后塞在皮兜子里（却是事实），投放到长江中去，让它象个皮划艇似地飘走。伍子胥的眼睛则按照他的遗愿保留下来了（不是捐献角膜，作为医学科研使用），眼睛被挂在国都的东门，因为伍子胥说：“我要亲眼看见越人打破我们的家园。”（有也说法是，夫差怕伍子胥看见吴国破亡，所以把他包在黑不见亮的皮兜子里，投于长江而放逐于海，眼珠自然也不会往城门上挂了——自己给自己催死啊）
据说，伍子胥到了大海以后（以遗体的形式），灵魂并没有消灭，他愤恨异常，于是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人家渔民招谁惹谁了）。从此，“海门山”一带潮头汹涌，高数百尺，越钱塘，过渔浦，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激，闻百馀里。有的时候还看见“复仇男神”伍子胥乘着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这就是所谓“钱塘江大潮”的成因。当地老百姓因为水患，都怕了伍子胥，立伍子胥的庙，想安慰安慰他，止住迅猛的涛浪，现在苏州太湖一带，还有伍子胥庙。当然也有不信邪的，后代的地方大员，也曾经招募五百人，手持强弩，以射潮头。每来一排浪，就发出一排箭，据说很管用，简直就是精卫填海了。
伍子胥死后，地球继续公转，并没有发生他所预言的大灾难，两年以后，公元前482年，吴国形势继续一片大好，是东南地区无与匹敌的强国。吴王夫差继续贯彻北上中原与诸国争霸的目标，开挖了鲁东地区第二条运河，从盟国鲁国向东到达宋国的边界（贯通了沂水、济水），吴王夫差打算从鲁国经这条水路进入宋国，涉足巴尔干东部地区，参加在那里举行的诸侯会盟，与晋定公一争高下，乃至最终“霸中国以全周室”。
这个伟大的计划被年轻的太子“太子友”看做南辕北辙，吃力不讨好。太子友不敢象“取死有道”的伍子胥那样切言直谏，而是拎着一个弹弓子跑到满是露水的花园里溜达，然后把花园里的遭遇给爹爹夫差绘声绘色地描述：“大王，适才我在后园拿着弹弓子（弹弓子的历史比弓箭还早，据说弓箭是从弹弓子改版来的）。一只蝉正在树梢吸风饮露地高鸣，它自以为安然无事，但是一只螳螂正在攀缘着枝条，挥舞着前锯，向它摸来。螳螂志在必得，见利而喜，可是它背后一只觅食的黄雀，徘徊跳跃，正在伺机啄食它。这只黄雀，盘算着嘴边的美味，却不晓得我挟持弓弹，在在瞄准它的翅膀。我专心致志，寻找下手的机会，不料一个趔趄，拌倒在下边土坑里，滚得浑身是泥。我只为了贪图前边的利益，却忽视了身后的祸患。”
这个动物寓言故事，没有在吴王夫差那里获得共鸣，夫差即便晓得越国从背后的威胁，但他实在是太富于risk taking（冒险精神）了，启动境内全部轻锐，尽出府库积蓄，准备“暴师千里”北上争霸。
吴国三军乘坐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各类运输、战斗船只，沿水路北上。“大翼”相当于陆军战车的“重车”；“小翼”相当于轻车；“突冒”相当于冲车；“楼船”相当于楼车，是一种有叠层的大船，非常高大，是舟师中的旗舰；桥船相当于轻足骠骑，善于游击。这些战舰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规模，比如“大翼”，长约20余米，宽近10米，容战士二十六人，摇桨五十人，舵手三人，操长钩（钩住敌船不让它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