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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上。主席曾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政权，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管“文革”在错误的路上后来走了有多远，主席始终认为发动“文革”的起因是要在中国走出一条反修防修的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贡献。谁若在这个问题上和他唱对台戏，他是不能容许的。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9）
二是对待“中央文革”的态度。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是直接联系着的。尽管主席对与他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这一批老革命家并不准备全部打倒，也不否认他对“中央文革”里的某些人包括江青有看法（这从不久以后的一些讲话和作法就可看出），但就总体来讲，他不允许否定“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指导和左右“文化大革命”的工具，否定了“中央文革”，也就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第二天，2月18日，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按照康生的说法，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毛主席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叶群当时代表林彪出席会议）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主席又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毛主席的批评确实是很重的，于是在这场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张春桥一伙邪恶势力再次占了上风。从2月23日至3月18日，中央开会多次，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轮番围攻谭震林和其他老帅们。很快，3月份，江青等人又将党内斗争公开于社会，在接见造反派的大小会上不断披露被他们有意歪曲的所谓“二月逆流”真相，社会上迅速掀起一股狂热的“反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潮。
所谓“二月逆流”触发的原因之一同我有关。我深深地感激这些老帅们，特别是深深感激谭震林、陈毅。至今每想到此事，我对老帅们都充满感激之情。“二月逆流”事件后，林彪、江青一伙对老同志、老一辈革命家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了。如果在这批老同志的抗争下能够使某些人清醒一些，迷途知返，党和国家陷入灾难的时间可能会大大缩短；然而事实是抗争的人被打下去了，正义再一次被邪恶所征服，国家和人民又将面临更深的灾难。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经历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囚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