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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又在幕后活动了。她把一些心腹从报社叫出来，告诉他们：“不要从《解放日报》轻易撤出来，要坚持到市委垮台为止。”并向他们交底说：“《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许多组织打电报给中央文革，要中央文革表态。中央文革没有表态，就是支持我们！”聂元梓的这番话泄露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中央文革的险恶用心。他们就是要把全国搞乱，以便乱中夺权。
“红革会”和“工总司”的人越聚越多，事态越闹越大。经过长达两天两夜的艰苦“谈判”和连续几天几夜的连轴转，迫于多方压力，12月5日，王一平、宋季文两位同志代表上海市委，被迫签字同意“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
一、 《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
二、 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
三、 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四、 《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承担。
暴风骤雨《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4）
只要看看“决定”、“要求”这些词的用法，听听“责成”这种口气，就可以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是何等的气焰嚣张，而市委是何等的被动屈辱。签字后王洪文带着他的人马得意扬扬地撤离报社。
12月10日，曹荻秋同志也被迫签字，为了不扩大事态，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
12月14日，又一个主角姚文元出场了。他兴奋地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表示支持“红革会”和“工总司”的“革命行动”，夸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
听说市委签字同意了造反派的要求，报社上上下下一片哭声，他们实在不能服气！王洪文等人却扬眉吐气，声称“又打了一场大胜仗”，“市委举起了白旗”。
“《解放日报》事件”将市委的威信全部打掉，上海市委距离瓦解指日可待了。
在这期间，12月12日晚，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下令写作班子立即举旗造反，并向徐景贤透露说，他和张春桥不久之后要回上海，要踢开上海市委，要写作班子作好做他们工作班子的准备。
徐景贤接到电话后，如获至宝。12月13日下午，就立即召开写作班子全体会议。徐景贤向到会的人传达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决定写作班子一致起来，全体造上海市委的反。他们把这叫作“后院起火”，“心脏开花”。
12月18日下午两点，以市委写作班子为首联合了市直机关四个单位的造反派，在“红革会”、“工总司”的参与下，在市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场上有两三千名红卫兵维持秩序。大会由写作班子支部副书记郭人杰主持。我、曹荻秋、魏文伯等上海市委领导以及市委、市人委20多个部局级领导，都被揪到会场接受批判，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常溪萍、市委书记处书记杨西光被作为“反党分子”押上了主席台成为重点批斗对象。
暴风骤雨《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5）
1966年12月18日下午，我第一次作为群众批斗的对象站在了群众的面前。这主席台是我经常做报告的地方，没想到今天竟会走到如此地步。此情此景，其中心境，难以言表，非亲身经历过，是无法感受到的。
（图中右三为陈丕显，右二为曹荻秋，右一为杨西光）这是我第一次作为群众批斗的对象站在了群众的面前。文化广场是市里过去经常开大会的地方，这主席台是我经常做报告的地方，可今天我竟作为批斗对象站在了这里。自参加革命以来，在党组织的关心下，我似乎没经历过什么明显的“逆境”，一直是处在“顺境”之中，没想到今天竟会走到如此地步。此情此景，其中心境，难以言表，非亲身经历过，是无法感受到的。我不由得又环顾了一下主席台周围贴的标语口号。
“炮打上海市委！”
“火烧陈丕显！”
“揪出曹荻秋！”
“打倒杨西光！”
“砸烂常溪萍！”
后来我才知道，这组口号是徐景贤和聂元梓按照姚文元的指示商定写的，“火烧”、“揪出”和“打倒”在程度上是有区别的。这组口号曾多次受到张春桥的表扬，他说：“这个口号很有策略！”他们对市委是“炮打”，对曹荻秋是“揪出”，对我是“火烧”，是因为虽然他们已经开始对我发难，又还假装对我留有一点余地，并希望我能明白这个“区别”，按照他们的旨意站出来。对这点，我心里是明白的，但我怎么可能按照他们的旨意去做呢？我十分清楚，不管我站出来还是不站出来，不管我怎么做，我和荻秋同志的命运和下场都会是一样的！因此不管如何风吹浪打，我们都要坚定地站在一起，决不能学习刘建勋、潘复生。
会上，市委写作班发表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随即宣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这个联络站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办事机构。
暴风骤雨《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6）
徐景贤等人“后院起火”、举旗造反之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市委、市人委各机关部门的一些人纷纷仿效徐景贤的做法，一下子成立了许多造反组织。这股造反风又很快波及到各局、各区、各县党政机关，一时间机关内造反组织林立，他们揪斗单位领导干部，批判“资反路线”，搜查所谓“黑材料”，冲击档案要害部门，“夺权”之声甚嚣尘上。许多机关都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秀才”造反和群众造反确实不一样。这些“秀才”原来大多是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进了写作班子之后又长期接触市委机关工作，了解大量市委机关的核心机密。他们根本无视党纪国法，把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和被歪曲的事实散发到群众和社会中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眼看着党和国家机关的形象被破坏，名誉被玷污，我们内心十分气愤。
当天晚上，姚文元就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祝贺写作班子起来造反，说“你们革命我支持”，“有人造谣说写作班不是我和春桥领导的，这太可笑了”；并指示说“从十一中全会至中央工作会议之间，市委书记处对待中央的错误态度，你们还不知道，要等春桥和我回来，才能揭开”。这是在暗示，他们即将返回上海组织人马进行夺权了。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
随着“文革”火势的蔓延，“工总司”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作为旗帜和口号，不断“招兵买马”，势力迅速膨胀；与此同时，上海各工厂、企业基本群众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也纷纷成立组织，在与王洪文的“工总司”展开的激烈斗争中，建立了全市性的“工人赤卫队”。上海著名劳动模范杨富珍等就是“工人赤卫队”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组织下，“工人赤卫队”迅速发展到80万人，成为“工总司”最强有力的对手。这样上海就逐渐形成了“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军对垒的局面。
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挥下，目标是“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夺上海市委的权。
以上海各工厂、企业工人群众为基础的“工人赤卫队”，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口号是“火烧张春桥”，被“工总司”斥为“保皇派”。两派势力旗鼓相当，一时难分高下，但“赤卫队”的命运注定是要失败的，原因不是别的，就因为“工总司”背后站着的是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一伙阴谋家。
1966年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向上海市委提出了八项要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