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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朝廷所有的符檄文件，都由裴子野起草。
文史足用，廉白自居
说到裴子野学识的渊博，不能不再带上一笔。裴子野是一个著名的文人学者，因此同他交游的人，也多半是些学界名流。文人相轻本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然而当时那些博览群书，仕途比裴子野得意得多的学界名流如刘之遴、刘显、殷芸、阮孝绪、顾协、韦棱、张缵、肖劢等人，对裴子野却极其推崇和叹服。他们在一起讨论古籍时，每遇意见不合，“咸折中于子野”，也就是以子野的意见为判定是非的标准。裴子野博识的程度，由此可想而知了。
裴子野受到时人的推崇，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他文思敏捷，起草文书，倚马可待，一挥而就。还有他那简练朴实的文风，也是人们推崇的一个原因。南北朝时盛行骈文体，这种文体偏于形式，堆砌词藻，空尚浮泛，不切实际，过分讲究对仗和声律，表面上看十分华丽，读起来也琅琅上口，但很不实用。时人随波逐流，文风败浊。裴子野却不然，他作《雕虫论》，对文章的注重藻饰，表示极大的不满，主张作品应做到“劝美惩恶”、“止乎礼义”；对繁文要“删撮事要”。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宋书》删繁就简，压缩成二十卷的《宋略》，是他实践中的一个大胆的尝试。后来他成为皇帝的秘书，起草公文也是直陈政事，不尚丽靡之词，摒弃形式主义。他写的公文虽然首尾贯通，颇具气势，深得梁武帝的赏识，但由于与当时的文风有明显的差异，因此还是招来不少人的非议，有的甚至为此而指斥诋毁他。裴子野全然不顾，坚持走自己的路，到最后，就是指斥诋毁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公文应当这样写，于是更加敬重裴子野。
更难得的是，裴子野的个人品德和修养，也堪称古代秘书人员的楷模。
南北朝时期，中书通事舍人这一官职，是十分重要的。朝廷的事权可以说大都落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在皇帝左右，可以直接代皇帝发布诏令，有的甚至分别担任各部门的政务，尚书反须受其指导，因而“势倾天下”。裴子野在中书省工作十几年，一直担任中书通事舍人这一官职，后来梁武帝又很赏识器重他，说他是个大权在握的人，应不为过。但他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从不用它来谋一己之私利。据史书上记载，他为官清正廉洁，不谋私利，从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什么要求，或请求解决什么困难。他的外祖母家里和表兄弟家里生活十分穷困，他就拿自己的俸禄接济他们。由于俸禄大都给了亲戚，自己家里的生活也就过得相当艰难。他生活俭朴，淡泊自守，终身“饭麦食蔬”，以致妻子“恒苦饥寒”。对于妻子的叫苦，他总是温言劝喻。说来更让人难以相信，他在朝廷里当这么大的官，家里却连住房都没有，后来借了两亩官地，建了几间茅屋，才得以栖身。他的孩子和侄子，对他“奉若严君”，十分敬畏。他去世前，还反复告诫子女，要“俭约，务在节制”。其高风亮节，连梁武帝都十分感动，闻其死讯而流泪，下诏即日举哀，赞誉他“文史足用，廉白自居”。
文史足用廉白自居的裴子野（2）
清高自爱，堪称楷模
像裴子野这样清正廉洁的官员，不要说在南北朝这样一个生活奢侈腐化，官吏贪污成风的社会里不多见，就是在整个封建社会，也可以说是凤毛鳞角。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他信佛；二是家庭的熏陶和影响；三是他注重自我修养。
南朝佛教流行，很多人相信“因果报应”，迷信“来生”。认为今生多受些苦难，死后就不会被打入地狱。裴子野笃信佛教，于是“持其教戒，终身饭麦食蔬”。裴子野的父亲裴昭明，是一个当官清勤、不置产业的人。据《南史》记载：裴昭明历郡皆清勤，甚贫罄。齐武帝曰：“裴昭明当罢郡（太守），还遂无宅，我不读书，不知古人中谁可比之。”裴昭明自己也常对人讲：“人生何事须聚畜，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则不如一经。”故终身不置产业。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裴子野为官清正廉洁，受其父的影响无疑也是一个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他注重自我修养。《南史？宋本纪》载：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一次宴会前，宋文帝“敕诸子且勿食”，说是到时将赐给他们丰盛的肴馔。天色已晚，而“食不至”，皇子们皆面露饥色。宋文帝这才告诉他们：“汝曹少长丰佚，不见百姓艰难，今使尔识有饥苦，知以节俭期物。”裴子野在《宋略》中也记了此事。但他不是记罢了事，而是借此大发议论：“善乎太祖（宋文帝庙号‘太祖’）之训也！夫侈兴于有余，俭生于不足，欲其隐约，莫若贫贱！”（《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言为心声，从中不难看出裴子野之为官清廉，乃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裴子野的品德和修养好，还表现在他对待朋友和同事心胸宽大、气度恢弘方面。梁天监初，裴子野步入仕途不久，在他担任右军安成王参军时，曾兼任过廷尉正这样一个司法官职。当时的诉讼案件，必须三官署名才有效。有一次裴子野不在，同事就把他的名字签在狱牒上，报上去没有得到批准，怪罪下来，把裴子野的所有官职给免了。有人劝子野去说清楚，就会复职的，他一笑置之，不去解释，情愿为同事朋友分担责任。这次免官，使他赋闲了很长时间，但他对同事始终不抱怨恨。
裴子野还是一个清高自爱的人。梁代齐后，和沈约齐名、时人号为“任笔沈诗”的南朝著名文学家任昉，时任义兴太守等职，颇负盛名。有意仕途的年轻人经常出入其门下，希望得到他的引荐。任昉也是个奖掖后进、爱才如命的人，对来访者，只要有才学，堪任用，他一概向上推荐。而经他推荐的人，又都受到任用。任昉的母亲是裴子野的堂姑母，两个人是堂表兄弟，裴子野当时没有工作，却从不去拜访任昉，求其推荐，使任昉感到非常遗憾。裴子野的所作所为，在现今的某些人看来，也许会觉得他太清高、太要面子了，殊不知正是他的清高自爱，才使得别人更加尊重和佩服他。（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南史》、《资治通鉴》、《梁书》等
阿谀取宠害国害己的朱异（1）
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的侯景乱梁事件，使“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繁华都城建康被焚掠一空，东晋以来江南所积累的财富毁灭殆尽，出现了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堆的惨象。造成这场大灾难、大破坏，年迈昏庸的梁武帝当然逃脱不了历史的责任，而深受梁武帝宠信的中书通事舍人朱异，罪责也是十分深重的。如果说，在我国古代众多的秘书人员中，确实有许多杰出的人物，那么，在他们当中，同样也有不少奸佞小人。朱异便是这样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几十年恩宠不衰
朱异（公元483—549年），字彦和，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父朱选之在南齐做过吴平县令。朱异少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经常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聚在一块，玩一种类似后代掷色子的游戏进行赌博，成了地方上的一个危险人物。成年后的朱异才改变志向，立意进取，发奋读书。他遍览《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奕书算，皆其所长。他对名儒明山宾衷心信服。二十一岁那年，梁武帝下令求异能之士，五经博士明山宾推荐了他，因而受到梁武帝的召见。梁武帝听他讲述了《孝经》和《周易》后，很高兴，对左右说：“朱异实异”。后来见到明山宾，还说：“你所推荐的朱异确实是个异能之士”。
梁武帝对《五经》也很爱好，而且相当精通。共同的兴趣爱好，使这对君臣很快就建立起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