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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湖北省委书记许道琦三月二十三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并省委的报告。其中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报告说，麻城县的万人大会上，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带动基层干部也纷纷检讨，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检讨之后强调算账，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缺口粮的，立即供应；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
＇5＇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纪要于同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并且将《郑州会议记录》中关于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
＇6＇指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在陶鲁笳关于山西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的批注。批注内容：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2＇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关于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给邓小平的信
（1961年4月25日）
小平同志：
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五月九日到达北京。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3＇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4＇和继续整“五风”＇5＇，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6＇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此通知，请你找田家英＇7＇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
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已编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
注 释
〔１〕 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
〔２〕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３〕 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４〕 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
〔５〕 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６〕 指原计划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于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六日在庐山举行。
〔７〕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
（1961年6月12日）
两次郑州会议＇2＇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3＇，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4＇、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5＇。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6＇。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7＇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8＇，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9＇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10＇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11＇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在座的都是先生，因为我们已经自己教育了自己。通过广州会议＇12＇、这次北京会议，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干部，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这三级干部教育好了，他们就会回去教育公社一级、大队一级、小队一级干部。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陈独秀＇13＇不懂得民主革命，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