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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气的生产情况与此相似；所需的天然原料，除了已经指出的以外，还有氯气。氯气可以从盐或海水以及砷中提炼。
这些原料是到处都有的。毒气制造过程中的中间产品都是常见的商品，所以只要使科学研究的最后几个阶段转到军用轨道上去就可以生产出毒起来；毒气制造厂尽可以依靠普通的化学生产经验来处理其他阶段。另一个使化学工业比其他工业更带有直接军事性质的特征是：它可以比较容易比较迅速地从平时生产转入战时生产。制造大炮和战舰的机器无法很快地装好。甚至用来制造大量飞机的机器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必需的工具、夹具等等。但是化学工业至多只需要两三星期就可以转入军事生产。
由此可见每一个现代国家的三个主要工业——即重金属、机械和化学工业——的结构和军火生产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以致无法把这些工业中带有军事性质的部分和民用部分截然划分开来，这个问题不仅使善良的人们想要使战争无利可图的努力归于失败，而且也使各国政府感到不便。当他们试图减少军火厂向他们收取的费用时，他们总是发现厂方可以把这些费用转嫁到和同一托拉斯有关联的许多中间产品制造厂身上去，以致实际上无法实行节约。要精确判断可以使重工业普遍得到改进的任何一项基本研究或者应用研究是否具有很大军事价值，也是同样困难的。
国家食品供应人们从军事需要着眼来发展生产力并不限于工业领域。在现代战争中，维持食物供应的问题也几乎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自从上次大战结束以来，各国都拚命努力要做到尽量由国内供应长期战争所需要的食品。这一趋势完全扭转了十九世纪的发展趋向。当时的趋向是，使大量人口集中于工业区，而利用不发达国家的或多或少机械化的农业所生产的多余产起来养活这些人。自由贸易理论背后的主张是：每一种产品都应该在最适宜的地区生产。这些地区要么由于气候条件、要么由于具备某种工业技术最宜于生产这种产品。任何别的政策都意味着不经济地使用劳动力，而且事实上要推行任何别的政策，就只能在行政上征收沉重的关税和发放补贴、在社会政策上平时不让工业国人民有充足的食物或其他必需品，战时只让他们有希望勉强活下来。新的发展趋势则要求科学完成一项重要的辅助任务：在多多少少不利的条件下提高动植物的产量，例如要在英格兰生产甜菜，或者把山坡改造为牧场，以便利用原来的牧场来种植小麦。食品储存的问题也受到极大的注意，不过这方面的研究却得出了原来没有预计到的结果。这种研究虽然有助于国内食品生产，却使人们可以更方便地从遥处海外的国家输入食品，而且迫使政府不得不实行新的关税和进口定额。
可是恰恰就在要求实行本国食品自给自足的呼声最高的国家里，就有三个有力的对抗因素使这个运动的效果大体上化为乌有。第一，一个有力的经济因素是：工业国如果不从不发达国家购买食物，就会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大受影响，以致使它们无法从工业国购买工业品，从而使工业国利润减少并造成失业，这样就大大抵消了工业国在国内生产食品在军事上的潜在好处。德国在纳粹统治时期曾经极其坚决地要使自己不依靠国外食品供应，但是就连德国也不得不从大多数中欧小国输入剩余食物以便为自己的工厂提供市场，第二个对抗因素是：殖民地都以生产食品和其他原料为主。它们的产品必然要和国内发展的生产竞争。在大英帝国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有人想要既支持国内农场主又支持帝国，结果只是引起了一片思想混乱，使保守党人无所适从。
第三个阻力主要来自政治方面。要真正有效地生产食品，不仅需要对农业进行科学研究，而且还需要对农业的实际经营加以合理的组织。这就必然意味着要对古老的农业生产方法进行彻底改革，从而既使地主受到打击，又使小自耕农或者佃农兼业主受到打击。这些人是全世界反动政府的主要支柱。
这些互相矛盾的因素造成了最大的经费开支和混乱，只取得最小的实际效果。政府发放的大量津贴全都流入大地主和大农场主的口袋。科研工作开展了，却没有加以应用。居民付出的价格提高了，而所购得的食物反而减少了。不过，研究食品生产所耗费的金额，同付给效率低下的生产者的津贴金额相比，虽然微不足道，在整个可资利用的科研经费中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农业、生物学、生物化学甚至医学研究工作都是其受益者。
现代生物学研究的成果和它在世界各地食品生产中的应用、特别是在苏联和爪哇甘蔗种植园中的应用表明：从技术上来说，食品生产的问题已经获得解决了，只等着人们实施经济和政治改革，就可以成为现实。甚至有可能找到集约生产食物的科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再配上人造食品（参看第十四章），这样即使象英国这样地理条件很差的国家也能生产出本国居民所需的全部食品，虽然这是一种很大的精力浪费。有人根据存在着这个可能性的事实，硬说科学的进展已经使国际主义变得没有必要了，还有人根据这一事实鼓吹实行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彻底分离。不仅法西斯主义者持有这种观点，连霍格本教授也受到小英格兰激进主义极端思潮的影响而极力宣扬这一观点，认为利用这种手段，通过放弃国际贸易所必需的海外的一切民族权益就可以消除战争的根源。
“如果我们逃避了感情用事的国际主义可以迅速带来的报应的话，那么就只有一种一贯的政策可以把我国的进步力量团结起来进行改造社会的任务，而且可以象我们教友派教徒所说的那样，消除战争的根源。如果我们逃避不了那种报应的话，也只有主张实行使战争成为不必要的政策的政党才有希望存在下去。一个合理的方案是：激发谦虚而勤劳的人们对自己周围环境和亲人怀有的健康情操，全民一致地建设本国，对现有的全部科学知识资源实行社会化，以便使英国逐步地同欧洲和帝国更加隔绝开来。一个提出这种政纲的进步党派可望得到很大一部分薪金阶级的支持。对他们来说，对破产的工业实行国有化的前景是毫无吸引力的。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另一种前途就只能是，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继续竞相宣扬国际友好，迫使我们走向具有不堪设想的破坏性后果的全球大灾难，同时使我们轻而易举地成为独裁者的牺牲品。即使天然位置的原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在我们的时代中，民族意识的增长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我们不能不在两种前途之间作出抉择。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意识动员人们普遍希望对私营企业无法为了造福社会而加以利用的技术资源实行社会化。我们也可以让人象希特勒那样去利用这种意识把我们一直推向野蛮和战争。”——兰斯洛特·霍格本：《从理性退却》（第40—41页）。
不幸在实际上，力求实行国内自给自足的政治势力恰恰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扩张陆海军力量的政治势力，而且在目前世界政治结构中，一个国家单靠本身资源生存的能力，只能被看作是战备的一个方面，而且还决不仅仅是战备的一个防御方面。
科学研究转用于军事分析一下政府科研开支，就可以清楚看出在决定科研方向的时候军事考虑的相对重要性。如果我们首先看一下科学和工业研究部在1936—37年度的纯开支数字，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最大的一笔钱105D000镑是用于国立物理实验室的。
该实验室的三个最重要的部门：冶金、空气动力学和无线电都多少具有直接的军事价值。审查了他们的报告后，也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些部门也是最活跃和管理得最好的部门。
其次的最